没有公司的日子

　　凭常识可以知道，公司这东西并不是一直都存在的，它是在某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才产生的，那咱们先说说在这之前的日子里，人类的老祖宗们是怎么过日子的。

　　人类伟大的灵魂导师恩格斯曾经曰过：

　　“没有一只猿手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我们也由他老人家的话得出了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能制造和使用工具。在距今300多万年前，古猿就转变成了人。咱们国家最有名莫过于距今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距今60～80万年的陕西蓝田人和距今约69万年的北京猿人了。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其实除了江湖外，有人的地方还有历史，现在就让咱们来看看那段历史吧。

　　人类老祖宗们最早的物质生产方式可以归纳为四个字—靠天吃饭。形式无非两种：采集和狩猎。这时期的工具异常简陋，就是一些尖锐的石头和木棒，要放在今天，估计就没人会把它们当做工具。工具的落后同时会伴随着一个问题，那就是生产效率低下，不管是采集还是狩猎，都得一个部落全上，容不得一点偷懒的存在。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在和老天爷的艰苦斗争中，人类不断进化，随着工具的不断改进和采集狩猎技能的提高，生产效率大幅进步，就连大型动物也成了人类的盘中餐，民生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都说饱暖思淫欲，其实除了淫欲外，人类还思考了其他不少东西。前面说了，祖宗们勤于打怪练级，杀敌技能飞速飙升，以至于后来打猎神马的都不太需要大家伙一起上了。可是闲下来的人也不能白吃饭啊，于是他们开始了自己的探索。比如在采集生活中逐渐丰富了植物知识，熟悉植物开花结果的季节性，掌握了植物生长规律的妇女，这时就开始尝试栽培植物。结果好死不死，他们居然成功了。这可是个不得了的事情，意味着人们即便不出门冒着被野兽PK的风险也能活下来。咱们在这里先说个题外话，但凡稍有农作知识的朋友都知道，耕地耕地，说明地得耕才行。在老祖宗刚开始耕地时，采用的是锄耕的方式，后来随着工具技艺的发展出现了“犁”，这才有了咱们今天熟悉的犁耕。犁耕的出现也标志着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就此从传统的采集狩猎部落中分离，形成了新兴部落。

　　另一方面，原来狩猎部落里的人由于抓捕野兽越发容易（弓箭在手，能不容易吗？），加上受到采集部落自己种植的启发，也试着将捕回的野兽进行圈驯养，养畜业的雏形就出现了。从考古凭常识可以知道，公司这东西并不是一直都存在的，它是在某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才产生的，那咱们先说说在这之前的日子里，人类的老祖宗们是怎么过日子的。

　　人类伟大的灵魂导师恩格斯曾经曰过：“没有一只猿手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我们也由他老人家的话得出了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能制造和使用工具。在距今300多万年前，古猿就转变成了人。咱们国家最有名莫过于距今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距今60～80万年的陕西蓝田人和距今约69万年的北京猿人了。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其实除了江湖外，有人的地方还有历史，现在就让咱们来看看那段历史吧。

　　人类老祖宗们最早的物质生产方式可以归纳为四个字—靠天吃饭。形式无非两种：采集和狩猎。这时期的工具异常简陋，就是一些尖锐的石头和木棒，要放在今天，估计就没人会把它们当做工具。工具的落后同时会伴随着一个问题，那就是生产效率低下，不管是采集还是狩猎，都得一个部落全上，容不得一点偷懒的存在。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在和老天爷的艰苦斗争中，人类不断进化，随着工具的不断改进和采集狩猎技能的提高，生产效率大幅进步，就连大型动物也成了人类的盘中餐，民生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都说饱暖思淫欲，其实除了淫欲外，人类还思考了其他不少东西。前面说了，祖宗们勤于打怪练级，杀敌技能飞速飙升，以至于后来打猎神马的都不太需要大家伙一起上了。可是闲下来的人也不能白吃饭啊，于是他们开始了自己的探索。比如在采集生活中逐渐丰富了植物知识，熟悉植物开花结果的季节性，掌握了植物生长规律的妇女，这时就开始尝试栽培植物。结果好死不死，他们居然成功了。这可是个不得了的事情，意味着人们即便不出门冒着被野兽PK的风险也能活下来。咱们在这里先说个题外话，但凡稍有农作知识的朋友都知道，耕地耕地，说明地得耕才行。在老祖宗刚开始耕地时，采用的是锄耕的方式，后来随着工具技艺的发展出现了“犁”，这才有了咱们今天熟悉的犁耕。犁耕的出现也标志着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就此从传统的采集狩猎部落中分离，形成了新兴部落。

　　另一方面，原来狩猎部落里的人由于抓捕野兽越发容易（弓箭在手，能不容易吗？），加上受到采集部落自己种植的启发，也试着将捕回的野兽进行圈驯养，养畜业的雏形就出现了。从考古中发现，最早被驯化的动物是狗，因为狗不但能被食用，还能帮助打猎。再后来，猪、马、牛、羊、鸡等也陆续出现，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六畜”。

　　其实最早的家畜养殖业不过是原始农业的一个附属品，由于当时刚刚起步的农业生产并不发达，并没有多余的饲料供给给牲畜，所以牲畜经常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当做食物给杀掉了（由此可见，人类自古以来就爱吃乳猪乳羊之类的东西）。此时的养殖范围很小，几乎不需要专人打理，人们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就能照顾。后来随着农业的发展，能提供给动物的饲料越来越多，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如果没有专人照看，一切都得乱套。于是养畜部落就此出现。农业和养殖业虽然分属不同的生产方式，但是由于双方互相依靠的紧密关系，再加上周围环境的关系，这两者真正的分离一直到夏朝才基本完成。

　　看了前面这些，其实咱们不难发现为啥恩老爷子会说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要是没有工具的出现和不断革新，人们就无法摆脱狩猎采集的固有生活模式。但是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类的物质需求也日益增长。为了满足这些需求，自然有人投身其中，手工业开始兴起并逐渐分门别类，当时重要的手工业都出现了专业化趋势。比如制石业，这可算是最古老的手工业了，人类最早用来打猎的就是通过石头互相打制而成的简陋器具，后来的农业生产更是离不开石器，再后来玉石制品的出现更是将制石业推上了巅峰。此外还有制陶业和冶铜业也在历史滚滚洪流之中毅然矗立。正是有了这三个“代表”，手工业者开始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研究业务。这些脱离组织毅然下海的人大致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进入官办作坊继续自己的手工生涯；二是当个体户，自己做老板。其中第一条路属于主流，比如在商周时期就有由国家经营的奴隶制官营手工业，在国家统一调配下手工业的社会分工和内部分工协作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后来随着周平王东迁，周天子虽然还是名义下的天下共主，可实际上早已失去了实际的统治权，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既然国将不国，原来依靠国家建立的官制手工业自己也分崩瓦解，手工业者纷纷独立，过上了靠自己手艺从事生产销售的日子。《论语.子张》里就有记载：“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说的就是工匠在作坊里完成产品。此外《墨子》中也写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这也从一个侧面写出了战国时期手工生产门类之繁多。

　　让咱们把时间轴往前移，在人类还处于采集狩猎阶段时，是没有剩余产品的，后来随着农业的兴起，产品开始偶有剩余。咱们都知道，人是个追求物欲永无止境的物种，白话一点，就是看不得人家有好东西。一旦别人手上有啥好玩意，就恨不得抢过来。这时部落就显示出它的力量了，尽管所谓部落和今天的国家相比也不过是个松散组织，不过它的存在至少使名义上属于这个部落的人之间尽量和平相处。所以即便是心里不爽，但是为了继续在这个部落混下去，老祖宗们也只有放弃打家劫舍的想法，可是心里确实想要人家的东西，怎么办？拿自己的好东西换呗。于是乎，以物易物出现了，比如一头野兽换一把石斧，一张兽皮换个山洞之类。在那个没有货币的年代里，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发明啊，尽管伟大背后藏有一堆阴影。阴影是什么呢？就是公平二字。虽说那个年代人们都还算质朴，可显然质朴是不等于傻，吃了亏心里还是不爽的。不过谁叫以物易物这种模式天生就有缺陷呢，于是先聪明起来的人就发明了“代金券”之类的东西—比如贝壳。有了这个中介，显然大家的交易就相对公平了，比如一张兽皮15个贝壳，一个山洞25个贝壳，童叟无欺。这就成了原始的等价交换，而贝壳也就成了那时的一般等价物。贝壳对咱们的影响有多大？看看如今汉字里有多少和钱有关系的字是“贝”字边的就知道了。

　　《易经》中曾有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反映的就是随着生产，私有制和行业分工的发展，商品交换日益扩大，从最初的个人之间发展到了部落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再加上稳定的货币制度和社会的分工发展，一个新兴职业产生了，那就是商人，这群人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活动。顺带说一句，商人、商旅、商业等名词的来源多少都与商朝有关。这时期从事交换的人主要有两类。

　　一是奴隶管家。中国古代大规模的交换活动并不是在个人之间，而是在氏族部落之间进行，由本部的话事人代表部落组织交易。由于这种贸易活动是部落高层的发家致富的手段，打死他们也不会让屁民染指，更何况部落的屁民由于没有太多多余的产品用于交换，他们也不可能脱离生产第一线而从事专门的交换活动。因此这个阶段私人经营交换的独立自由商人并未曾分化出来。可是随着商品交流地区的日益扩大，经商的距离越发遥远，部落贵族们为了避免发生大禹治水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回家发现孩子已经两岁的惨剧，他们开始逐渐脱离生意第一线，而是由手下的马仔—奴隶管家去完成交易。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奴隶管家可以算作是专业商人了，只是他们并非独立自由的个体，因此也不是咱们如今意义上的商人。当部落发展成了国家，部落的奴隶主也成了皇室贵族，贵族手下的商人马仔也摇身一变成了公务员。不过他们的生意都属于官府，商人也是由政府控制，他们的职能是“通其财”。由于这些家伙长期在尔虞我诈的第一线打滚，个个头脑都奸诈无比，再加上有钱（尽管不是自己的），贵族们为了防其生出异心，所以给了他们很低的社会地位—士农工商，商人还排在庶人和手工业者之后，相当低贱。

　　另一类从事交换的是自由平民。可能有人会问了，前面不是说屁民没参与交换吗，怎么这里又有了？且慢，让咱们慢慢道来。其实各位如果稍有关心各自城市的农民工的话就会发现，每年的某个时间段都会发生农民工短缺的情况，这也就是农忙时。古代也一样，比如《尚书》曾提到：“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说的就是农民在农闲时会兼做生意用于养家糊口。就连咱们熟悉的姜太公吕望也曾“负贩于朝歌”，做的还是“屠牛”、“卖食”的勾当，放到今天来说就是一个张飞牛肉之类的小店。这些自由平民多数都不脱离生产，只是把做买卖当做副业经营，因此他们也算不上独立自由的商人。当然也有少数头脑好使的自由平民发现经商比种田更容易赚钱，进而专门从事经商。这一小撮异类份子的出现是第三次社会分工的萌芽，正是有了这些星星之火，才有以后商人燎原之势。

　　春秋时期动荡的社会环境给了商人绝好的发展机会，许多身份自由、独立经商的商人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早在西周末年，经商带来的巨额利润就令那些奴隶主贵族羡慕不已，只是碍于面子不能明着面去做，只能在背后投机倒把。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贵族们可就不管这些了，有钱才是大爷，经商之事更是层出不穷，甚至连许多公务员也开始了亦仕亦商的生涯。比如孔老夫子的学生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废著褶财于曹鲁之间”；还有范蠡，“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更可恨的是范蠡这厮赚了钱自己安心养老也就算了，偏偏人老心不老，仗着自己有钱还包养了天下第一美女西施。这种示范可不得了，一时间天下贵族都争破了头来经商，这些贵族商人也就成了独立自由商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白圭更是此时期自由商人的典型。史载他“乐观时变”，擅长经营，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策略，加上“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的果断，遂成功致富。其“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策略和如今的低价吃进、高价抛出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出于各种国内外政治斗争的需要，当时许多国家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政策。如卫文公“通商、惠工”政策，晋文公“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政策等。这些政策为独立自由商人的活动提供了条件。独立自由商人作为一支重要社会力量，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他们凭借巨大财富，结交王侯，如晋国“绛之富商……能金玉其车，交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因此，商人阶层已成为一股政治势力，各国政府都不得不予以重视。如郑国政府与商人“世有盟誓”；“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还有许多商人做了各国高官。如管仲在执政前就是一个小商贩，子贡“常相鲁卫”，总揽秦国大权的吕不韦更是一个大商人，只是觉得和庶民做买卖实在太没挑战性，再加上收到赢异人这样一个奇货，才转而将生意场搬到了仕途之上。独立自由商人阶层的出现，推动了春秋时期商业繁盛，也表明了早在商代就已开始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此时已全面展开。

　　纵观这一时期的商业活动咱们不难发现，虽然有专业商人出现，但是总的说来和我们今天熟悉的公司并不相同。

　　那时的经营主体还是以人为主，即便是大的商社，也不过是同族人共同为之，血缘关系才是维系他们的核心。自秦朝统一六国之后，中国进入了漫长的封建社会，整个社会也以小农经济为主，商业活动发展得相当缓慢，一直到了明清，才有了实质意义上的发展。

　　说起明清时期的经济活动，就不得不说徽商。所谓徽商，指的是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而非所有安徽籍商人。徽商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清。徽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鼎盛时期徽商曾经占有全国总资产的4/7。生意做得广是徽商的特征，整个中国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都有徽商的足迹，甚至连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也不放过。

　　徽州地处皖南崇山峻岭之中，四面群山环绕，层峦叠嶂，河流交叉，风景优美。长期以来它一直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民俗单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和民情。尽管这是个山青水秀的地，但是这里可耕之地却非常少，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即便是现有的耕地，土质也非常差，完全不适于耕种。更可怕的是遇到雨水丰富的季节，山洪暴发，耕地就被淹没，庄稼被洪水横扫一空；而到雨水稀少的季节，耕地就会缺水干涸而龟裂，全年就找不到几天适合庄稼生长的日子。就这样一个地方，到了明清时期人口却迅速增加，大大地超过了有限耕地的承载力，造成了严重的地少人多的矛盾。

　　面对这样的家乡，很多人都选择了走出去，他们的运气也很好，徽州有新安江直通杭州，水路交通极为方便。见过了苏杭的滚滚红尘，正常人都不会选择再回到山里去。和今天一样，苏杭这些大城市的人见惯了山珍海味，就想尝点下里巴人的土货。于是徽州盛产的山货土特产品就成了徽州人走出去赚的第一桶金。或许是从小生长的地方条件恶劣，造就了徽州人习惯打合伙的精神，和中国人传统的藏私完全不同。“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有着共同血缘或者地缘关系的徽商，有着很强的亲缘和地缘认同意识。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外地，不期然碰见了同族人或者家乡人，徽商往往会兴奋得忘乎所以。这种固有的“乡谊观念”和“宗族意识”，形成了徽商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传统。在徽商的乡族观念中包含着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源泉。一首徽州绩溪民谣这样唱道：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托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就拿歙县和休宁两县来说，明清时期，两县由于不少人在外经商，这些在外经商的人往往携带亲戚朋友出外共同经营。因此往往出现这种情况：一家创业成功，那么这家人不会独享，往往大家共同分享，规模大的甚至能携带千家百家，生意小的也能携带几家几十家共同致富。

　　正是由于徽商具有这种动物本能般的团队协作精神，当某一个徽商成功进入某个领域后，就会有许多徽商同时进入这个行业，或者是当某个徽商实力不够时，他们能抱团而上，组队刷竞争对手直至彻底将对方打跑，然后凭自身实力变一般经营为垄断经营，谋取高额利润。当时的两淮的盐业、北京的茶业、松江的布业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垄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