祈福不如思考

  • 来源:电视指南
  • 关键字:小悦悦,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祈福
  • 发布时间:2011-12-22 14:32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是一幅百丑图。里面的大多数人虽然没有机会犯下大恶,却在点滴间不断积累着小恶。女骗子金永华不断在马路上碰瓷,男骗子潘知常则利用感情诈骗钱财,但是他们不是天性本恶。金永华不断告诉自己和周围的人,自己是被社会逼迫,情非得已,念及至此,她顿时原谅了自己,一边哼着小曲儿继续碰瓷;潘知常得逞之后,也没有逃之夭夭,而是半真半假地去负荆请罪,碰巧赶上姨妈生病,还悉心照料了她一整晚,天亮之后,他便仁至义尽地离开……崔卫平谈起这部电影,认为这里面众多小人物的道德逻辑是“作恶——偿还——再作恶——再偿还”,崔卫平说,“当一个人作恶时,他知道自己是有后路的,是能够提供偿还的;而当他偿还时,他放松了对于进一步作恶的戒心,甚至同时正在准备着下一次作恶,如此往返,乃至无穷”。

  这种人无疑是可怕的,之所以可怕就在于他们找到了一种持续的赎罪途径,并且建立起良好的自我宽恕机制。更可怕的是,这种自我宽恕机制会变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比如小悦悦事件。别误会,我不是要把矛头对准冷漠的路人,而是悲剧发生之后,人们的反应。绝大多数人还是站在道德的立场上谴责路人的袖手旁观,但却没有再上演“人肉搜索”的惯常戏码,原因是什么?不是大家变得理智了,而是面对小悦悦的噩耗大家都变得底气不足——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路人。一个成年人行事多半是靠经验主义,而在中国,一个经验主义者若想献出爱心,必须把对方的良心放在风险价值的天平上来衡量——如果一个英雄的操行可能会背上狗熊的恶名,大多数人都会变成保守主义者。虽然大家嘴上高喊和谐与道德,但心里都是默认这一套衡量机制,因为外界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做好人的环境。如果小悦悦的悲剧事件能有一点点积极的力量,我希望它能促进我们对于环境和心灵的重建。

  怎么建设?法律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法国1994年修订法典时,加上了“怠于给予救助罪”,美国的州法律也有类似的条文,如果不打“911”电话,可能构成轻微疏忽罪。同时还可以立法规定惩罚机制,即被救者如若事后反咬一口,则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施以其本人医药费1至3倍的处罚。新加坡就有类似的规定,正因为有“道歉+赔偿”,新加坡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公民在实施见义勇为时也免去了顾虑和担忧。此外,父母的责任也应该列入法律。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去评价小悦悦的父母在事发之际是否尽责,但经常看美剧的朋友都会熟知一个现象,如果夫妻两人想出去吃饭,他们是不能单独把孩子留在家里的,因为这是违法的事情。

  比悲剧更悲剧的是,小悦悦事件在引起无数空洞的口水议论之后,最终以“祈福”收场。一些热血青年,深更半夜跑到人民广场,捧一支蜡烛,掉两行泪,又一公共事件就这样温情收官。没用完的蜡烛可以暂收进兜,以备下次再用——一定还有下次!不管汶川地震,还是动车事件,祈福在中国,似乎已经变成了公共事件的最后一道手续。我丝毫不怀疑热血青年的真诚与无奈,但我绝不希望“祈福”却沦为国民良心自我宽恕的一种手段。

  防止“祈福”走样,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理性地思考。公共环境的改善离不开普通人的自我建设,与前者相比,后者是一项更具有力量的工作。说真话,守底线,不盲从,讲理性,各尽其职,勇于维护自身权利,但不要仇恨和暴戾。我一点不怀疑,在有生之年看得到大变。我担心的是,我是否配得上一个更好的国家。

文/苏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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