捅捅“混合所有制”的窗户纸

　　前几年听林义相博士用“漏出理论”十分精彩而又传神地阐释和演绎了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之谜和国有企业运营特征，来自一线的亲身实践者总是有更真切的实际感受与洞见。如今混合所有制风云再起，温故目的还是在于知新。

　　林博士的“漏出理论”，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与企业利润下降以及能源耗费和投入产出的低效率等现象，他进而总结出了当今中国社会最常见的四种“漏出”行为：捡漏、抢漏、接漏、捅漏。但让我感到无奈和震惊的，却是他在此基础上对国有企业股权改革或薪酬激励难以落实的层次累进式体制分析，并由此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但又符合中国现实的推论：没有行政(政治)体制改革的国企股权改革和管理层激励机制总体上没戏！

　　林博士推论如下，由于国有企业权力由下到上的层级式组织体系配置是：管理层－董事会－董事－董事派出单位－国资经营公司－国资委－政府，因此，针对管理层的股权或薪酬激励必须有一个由下到上的申请批准过程，在重重叠叠的程序和环节中，只要任何环节达不到利益均沾预期，就会导致激励计划难以实施。既使管理层得到最高权力加持，也难以逃脱此后企业运营摩擦和成本不断加大的命运，被你忽视的任何层级上的权力行使者都可能成为你未来的对手与合法作梗者，等待你的坦途不过是小概率事件，而举步维艰的岁月和水深火热的日子，却几乎是必然事件。

　　与此相类，历史学家秦晖教授针对中国皇权专制下农业赋税不断增加的机制，总结出了一个“黄宗羲定律”，其通用公式是：bn=a+nx。式中bn为经过n次改制之后的新税额，a为初始税额，x为花样翻新的各种杂派，n为改制次数。显然，这个bn是不断累进的刚性税额。比如中国传统农业中典型的地丁合一税=租庸调+杂派1+杂派2+杂派2+杂派4+杂派5＋……。这意味着只要政府权力没有边界和约束，“杂派”几乎可以无限派生，直到民不聊生彻底破产，一个王朝终于走到“气数已尽”油尽灯枯的地步。用科斯产权理论来解释，就是此时制度累积的交易成本已大到足以吞噬任何效率改进的地步，而任何效率改进都不可能在原有制度框架下得到褒奖或支持，反倒可能带来灾厄。不仅政治上想要做成任何事情变得难上加难，而且连民众日常生计，也变得举步维艰难以为继。中国所有专制王朝，最终都无法逃脱彻底崩溃的命运，“黄宗羲定律”交易成本无限增大机制是最根本的体制性原因。中国历次王朝崩溃与农民起义，从来没有得到过欧洲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累积性改善，老黑格尔因此轻蔑地说“从欧洲角度来看，中国的历史等于没有历史，它不过是一种平面式不断重复和循环，任何历史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这意味着中国的皇权专制，绝不会产生马克思“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欧洲式历史进步，也不会内生出西方式的市场经济制度。尽管早在唐宋，中国的贸易量早已是世界第一，却没有产生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这或许可以称为“中国市场经济之谜”。

　　“黄宗羲定律”和“漏出理论”，前者表述了皇权专制下皇家集权在封闭式农业经济时代官家事务(不同于西方的“公共事务”)的效率耗散机制；后者表述了党权专制下中央威权在开放式市场经济时代国有经济的效率耗散困境。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皇权专制下的官家事务与党权专制下的国有经济具有某种文化同根性。道光皇帝吃一个“浣菓”(即荷包蛋)花34两银子(当时民间一两银子大约可以买十多个鸡蛋)与国有电力公司抄表工拿10万年薪具有相同的制度基础和历史传承。

　　据葛剑雄先生考证，北宋时期从杭州经京杭大运河起运的军粮，平均54石只有1石能到达西夏前线，其他都在转运过程中耗费了。如此虚耗低效的后勤供给系统，使得像杨六郎那样的英雄豪杰，也只能打到如今“永定门火车站”一带，而今北京中心区的大片区域，当时还都在“萧太后”娘娘辖治的燕云十六州范围内。宋朝“民富国弱”，从经济解析角度看，倒是完全符合林博士的“漏出理论”。

　　“漏出理论”也许可以作为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经济学的现实基点，还可以作为进一步探究中国人消费行为及其特征的必要线索，瞅瞅八项规定后高端消费大幅下滑的“新常态”。使人想起十多年前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爆发式消费、攀比式消费以及炫耀性消费等，这使得作为供给方的企业，很难观察到西方社会一般产品生命周期的渐进式演变，这也许就是厉以宁教授“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而用西方人均收入推测中国人消费节奏转变的西式模型和理论，则被市场实践证明完全跟不上趟。同样依照“漏出理论”，国内几乎所有统计数据和资料，都只能当成音调高亢的盛世简谱去看，用作实证分析反倒有点不靠谱。相信不会有人把《走进新时代》简谱当成经济分析资料吧！

　　其实，西方发达国家管那些统计和税务无法纳入的经济叫“地下经济”，实际上也是一种“漏出”经济，譬如科里昂教父操弄的那些行当和以“金三角”为核心的白色产业等。然而，像中国这样成体系大规模以“漏出”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似乎没有先例。而依靠“四漏”行为发财致富，怎么看都不是一个正直公民的正常行为，它使得我们所有人的小康或暴富，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了鸡鸣狗盗的原罪味道。不仅大富豪们见不得太阳，仔细琢磨我们每个人似乎也一样不好意思。一种体制如果让全民不得不如此普遍地承担“原罪”，这种制度本身的“原罪”就真需要彻底反思了。中国经济已连续高速增长了三十多年，它还能依靠现有模式持续下去吗？

　　猜想一番之后，我的基本看法是：没有一个大众认可的相当于普遍信仰的基本公正，就不会产生一部保障公共权力公正和私人权利自由的宪法，而没有一部有效遵行的好宪法，公共权力就得不到有效约束和节制，私人权利就得不到尊重和保护，进而使市场经济最迫切需要的《民法》和《商法》难以诞生。但这是一个西方化的认识，考虑到中国社会特色和文化传统，中国也许可能会从私人权利的保护和公共权力的约束方面开始，只是这个过程可能相当漫长，混合所有制改革也许可以算新常态的破题，至于它最后能得到什么结果，我的意见是：不妨捅捅看。

　　杨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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