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中两个应予关注的问题
- 来源:银行家
- 关键字:社会,转型,关注,问题
- 发布时间:2010-06-23 10:27
事例一
─就业环境建设问题
富士康员工祝某，24岁，河南籍，5月11日在深圳龙华街道跳楼身亡。她是今年以来第八个跳楼的富士康员工。一个屡屡出现员工跳楼的企业，可以说是个“问题企业”，于是人们就问题找问题，学者们此时很像是一群摸象的瞎子。
婚恋与家庭学者看到了情感问题，他们说这些年轻人整天劳作，收入也很低，到了婚恋年龄却根本没有本钱谈婚论嫁，于是想不开了，走上了绝路。
社会学者说是生活方式的变迁让他们不适应，他们来自农村，生活开始时，环境压力不大，虽条件简陋，但衣食尚无忧，得过且过，来到城市，生活节拍突然加快，让他们感到疲惫不堪，久而久之，就患上了抑郁症，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兴趣和勇气。
企业文化学者说，当前企业竞争激烈，各种企业为了能在夹缝中生存，拼命降低成本，压缩必要的文化氛围建设的投入，把进到企业里来的职工当成苦力，更直接地说是当做牛马来使唤，根本没有考虑建设什么图书馆、阅览室、文化娱乐中心等精神健康福利设施，让孩子们在心里积攒了越来越多的生活问题和心理问题，身心健康方面不出问题才怪呢。
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据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坤称，“最近在富士康围区里已被发现并予以制止的类似事件还有二三十起，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事例一评论
怎样看待富士康公司员工的自杀问题呢？除了企业当局认真反省自身对待员工的方式以外，政府也应当考虑做些什么。政府起码可以在以下两方面有所为。
富士康的员工们既然感到生活压力大，工作强度大，为什么不去选择“更好”的企业，去争取更适合于自身条件的工作岗位？答案是“没有”。如果有的话，那些跳楼的职工也许会考虑选择炒老板一把，试一试跳槽的运气，起码，这比跳楼明智得多。
现在新办一个企业的难度实在太大了，注册资金制约，先期开办资金的投入也不是一个小的数目，还要经过政府的各个有关部门的检查、审查，有时还不得不依照潜规则请客送礼，没开办过企业的人不知道，开办一个新企业要跑多少门坎、盖多少个图章。
在北欧那些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里，如挪威、瑞典、芬兰，只要是本国公民，无需办任何手续就可以用自家的住处和私人账户开张营业，招聘多少职工，干什么营生，政府一律不问，只要有了收入以后照章纳税即可。
据日本通商产业省统计，每年日本人新办企业的数量不下五百万，这在一个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已经显得很多了。当然，大多数企业的生命周期不到一年，但总能有一些成长起来的新企业进入良性发展阶段，成为帮助政府解决就业问题，吸收社会剩余劳力的好帮手。
而我们的政府习惯于统管一切，也自认为有能力管好一切，以为只要自己一加强管理，问题就被制度挡在了门外，其实，那些制度并不完备，坐在机关里的那些官员总有这样一个潜在的意识：要把来登记注册人想象成坏人，总怕有人以办企业为名行骗，左一个审查右一个验证，其实真正以办企业行骗的，都能找到对策，巧妙地躲过层层审查。那些审查、验证只给打算开办新企业的“君子”添了麻烦，对真想利用开办企业实施诈骗的坏人，那些审查和验证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既然如此，审它做甚？把监督企业的职能交给法律机关不更合适吗？
因此我建议，政府实施新的企业登记制，大幅度简化手续，废除现在的注册制，鼓励人们多创办民营企业，尽最大可能增加社会就业岗位。
张自忠将军主政天津的时候，不知什么人发明了一个新词─“劝业”，意思是政府上门鼓励有钱的人、有见识有能力的人都来开办企业，以解决当时的就业问题。“天津劝业场”就是当年鼓励天津人创业的见证。那时候，天津的就业形势远比当时的北平好得多。
“劝业”应当永远成为每一个政府的一项重要使命。政府为有条件挑头办企业的和想试一把当老板的人创造条件，多办企业，劳动力的选择也就多了，在富士康那样的“问题公司”呆不下去的员工，就会有更多的再就业选择。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
转换一个角度再说两句。
客观上讲，自杀问题是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而逐步成为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的。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发布过一个关于中国自杀率的统计，为33.3人/10万人，但是这个说法不为中国官方所承认。中国自杀率的官方统计机构为卫生部，1999年，官方公布1993年中国的自杀率为22.2人/10万人。这一数据也被广泛引用。在2007年的《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卫生部公布的自杀率为7.44人/10万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偏差？卫生部死因登记系统覆盖人口约为1亿(约占中国总人口的8％)，其中50％在东部地区，40％在中部地区，只有10％在西部地区。不仅覆盖面不够，两个系统都还存在漏报的问题，在1998年的统计中，死亡漏报率在13%，而卫生部死因登记系统的成人报告死亡率水平低，也存在漏报现象。在统计的时候，还会有一定的死因错报现象，比如喝农药自杀身亡，可能会把死因报为“中毒”。
我们国家以往不把自杀问题单独拿出来交给哪个部门进行专门的研究，更不愿意把这个问题拿到桌面上来公布。我考虑，这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忌讳谈论“死”这一话题，这是孔夫子给我们留下的“例儿”。再加上几十年来大肆宣传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好像一研究“死”的问题就给社会制度脸上抹了黑。
其实，一个带有普遍意义或作用的负面社会问题，你越是藏着掖着，那个问题就越有可能成为一颗危及全社会的定时炸弹，还不如光明正大地把它摆上桌面正视、研究它，这才是向着解决它的方向走近了一步。
我以为，之所以现在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青少年自杀倾向，是那些走上这条绝路的人自认为是这个“社会转型期”的“被抛弃者”，这些人心中“没有传统”，自己也没有被人教导过如何生活。那些生活在农村的打工仔的孩子，从小缺少父爱母爱，从他们的祖辈那里也只学会了生存，这样的孩子进入一个他们完全不熟悉的冷酷的生活环境，又没有身边的精神关怀，即使是那些没有选择自杀的“苟活者”，也生活得非常不幸福。
西方社会大多有一个浓厚的宗教氛围，而我们这几十年来一直把宗教当成“迷信”。其实说到抚慰成长中的后生们的心灵，到现在为止，历史上还没有发现什么文化活动能比一个良好的宗教氛围更合适的东西。当孩子们一旦自立以后，也就度过了他们心理和生理的艰难时刻，宗教关怀中所蕴涵的神灵文化也不会对他们后来的生活造成什么伤害。
现在五六十岁的人们，在他们的心灵成长的时候，身边有着十分严格共产主义的道德教育，当时你想摆脱也摆脱不了，它虽然让人感到压力，但就是这种类似说教的活动让那个时代的青年人生活得很充实，很有理想、很有上进心，那时就绝对没有现在这么严重的自杀倾向，这是很值得思考的参照，那些把握社会发展方向的决策人应当考虑到这个问题，能不能建立一个能覆盖所有人精神世界的“过组织生活的场所”？让所有人随时都能有机会找到一个“场合”，向那个合适的“倾诉人”道出生活中的苦楚，平复心中的郁闷，这应当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
我的思想较为发散，我在思考富士康问题时，总与“富二代”问题往一块联系，是不是这两类不同的问题之间有着什么某种联系？面对因为社会剧烈转型而产生的种种烦恼，他们的表现形式或许有所不同，但我认为都是因为信仰缺失所造成的精神疾患。对那些不会面对“严酷”的现实生活的后生们，是不是需要政府和我们这些“过来人”出面做做什么工作了？
文章未发，据报载，富士康又发生“第九跳”。5月14日，深夜11时，一名梁姓男子在富士康厂区大门附近跳楼身亡。5月21日清晨，富士康又一名男性员工跳楼身亡，21岁。此是第十跳！
临发稿，富士康又出现了第十一跳，死者李某，19岁，临终前留有遗言，称“心理压力大”。
悲哀，无语。
事例二
─是谁有可能“报复社 会”？
5月12日陕西省汉中市的一座幼儿园发生一次导致九人死亡的严重事件，让所有中国人惊愕。
在此前后，其他城市也陆续发生了一些类似的事件，就连北京，也在5月13日的大白天，在闹事区的大街上也发生了公然绑架儿童的事件，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严重的事件？好像是这些亡命之徒商量好了一块闹事一样。一时间，人心惶惶，尤其是那些正在抚育幼儿的年轻家长们。我们的政府反应真是神速，公安部部长孟建柱立刻发表讲话：“要始终坚持严打方针，严厉打击侵害师生、儿童生命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打得犯罪分子不敢对孩子们下手，防得犯罪分子不能对孩子们下手。？？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点。”于是，许多城市的学校和幼儿园的管理人员就开始学习使用防范用的警用钢叉，赶紧装备监控探头，好像如临大敌。防范的对象在哪里呢？这是个问题。
事例二评论
现在的政府比起以往来真是积极行政多了，孟部长对这类事件的反应就很快，说得也很让公众放心。但是，仔细一想，孟部长的话更多的是一种安抚，真正能像他说的那样，政府能做得那样天衣无缝吗？我们的政府真有那么充裕的警力把所有的孩子都保护到他所说的那么严谨吗？显然不能。病来了，治病是硬道理，安抚也是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挖出病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是当前最有意义的事情。那么发生这类暴行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校园安全方面的隐患不像是当下弥漫西部欧洲的冰岛火山灰，我们只有躲和防的份，而应当找出那些变成暴徒的人之所以成为暴徒的原因，对症下药。经过警方调查，那些成为暴徒的犯罪分子，在事发前都和常人一样，只是在事发前因为某件事情强烈地刺激了他，使得他产生了报复社会的邪恶念头或者让他的神经系统出了毛病，这是最近产生一系列恶性事件的共同缘由。
顺着这个缘由再进一步分析下去，是我们社会旧有的管理机制不适应新的大众生活方式，还是以往的信访机关，接待着已经知道为自己的应有权利维护权益的数量激增的上访者。如果是以往那样，上访根本没有成效，反正遭受冤屈的人不止我一个，忍一忍也就算了。现在有的冤案得到昭雪，有的错案得到纠正，凭什么造成我的冤屈那件事情就不能得到重新核查？
当这样众多的民怨一股脑摆上“父母官”的案头，“父母官”们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逐一解决的时候，就有可能触发社会上那些积怨，于是突发事件就不可避免了。
因此，解铃还需系铃人，关键还是要解决好那些积年民怨，才是克服这些日子突发事件的真正根子。
温家宝总理慧眼识真，他说：“我们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防范措施以外，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我想，一个和谐、安全的环境，不仅会给孩子们，而且应该给每一个人，我们一定能够作到这一点。”（据5-14《新京报》）
欣闻一条很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从2010年5月22日开始到年底，在全国各级法院集中开展解决行政案件申诉上访专项治理活动。最高法院副院长江必新介绍，将通过案件评查和纠错改偏及完善终结制度，及时有效地排查化解矛盾，力争使现有行政申诉上访案件基本得到解决。
我想，如果这项措施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肯定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恼人的“报复社会”问题。
……
─就业环境建设问题
富士康员工祝某，24岁，河南籍，5月11日在深圳龙华街道跳楼身亡。她是今年以来第八个跳楼的富士康员工。一个屡屡出现员工跳楼的企业，可以说是个“问题企业”，于是人们就问题找问题，学者们此时很像是一群摸象的瞎子。
婚恋与家庭学者看到了情感问题，他们说这些年轻人整天劳作，收入也很低，到了婚恋年龄却根本没有本钱谈婚论嫁，于是想不开了，走上了绝路。
社会学者说是生活方式的变迁让他们不适应，他们来自农村，生活开始时，环境压力不大，虽条件简陋，但衣食尚无忧，得过且过，来到城市，生活节拍突然加快，让他们感到疲惫不堪，久而久之，就患上了抑郁症，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兴趣和勇气。
企业文化学者说，当前企业竞争激烈，各种企业为了能在夹缝中生存，拼命降低成本，压缩必要的文化氛围建设的投入，把进到企业里来的职工当成苦力，更直接地说是当做牛马来使唤，根本没有考虑建设什么图书馆、阅览室、文化娱乐中心等精神健康福利设施，让孩子们在心里积攒了越来越多的生活问题和心理问题，身心健康方面不出问题才怪呢。
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据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坤称，“最近在富士康围区里已被发现并予以制止的类似事件还有二三十起，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事例一评论
怎样看待富士康公司员工的自杀问题呢？除了企业当局认真反省自身对待员工的方式以外，政府也应当考虑做些什么。政府起码可以在以下两方面有所为。
富士康的员工们既然感到生活压力大，工作强度大，为什么不去选择“更好”的企业，去争取更适合于自身条件的工作岗位？答案是“没有”。如果有的话，那些跳楼的职工也许会考虑选择炒老板一把，试一试跳槽的运气，起码，这比跳楼明智得多。
现在新办一个企业的难度实在太大了，注册资金制约，先期开办资金的投入也不是一个小的数目，还要经过政府的各个有关部门的检查、审查，有时还不得不依照潜规则请客送礼，没开办过企业的人不知道，开办一个新企业要跑多少门坎、盖多少个图章。
在北欧那些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里，如挪威、瑞典、芬兰，只要是本国公民，无需办任何手续就可以用自家的住处和私人账户开张营业，招聘多少职工，干什么营生，政府一律不问，只要有了收入以后照章纳税即可。
据日本通商产业省统计，每年日本人新办企业的数量不下五百万，这在一个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已经显得很多了。当然，大多数企业的生命周期不到一年，但总能有一些成长起来的新企业进入良性发展阶段，成为帮助政府解决就业问题，吸收社会剩余劳力的好帮手。
而我们的政府习惯于统管一切，也自认为有能力管好一切，以为只要自己一加强管理，问题就被制度挡在了门外，其实，那些制度并不完备，坐在机关里的那些官员总有这样一个潜在的意识：要把来登记注册人想象成坏人，总怕有人以办企业为名行骗，左一个审查右一个验证，其实真正以办企业行骗的，都能找到对策，巧妙地躲过层层审查。那些审查、验证只给打算开办新企业的“君子”添了麻烦，对真想利用开办企业实施诈骗的坏人，那些审查和验证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既然如此，审它做甚？把监督企业的职能交给法律机关不更合适吗？
因此我建议，政府实施新的企业登记制，大幅度简化手续，废除现在的注册制，鼓励人们多创办民营企业，尽最大可能增加社会就业岗位。
张自忠将军主政天津的时候，不知什么人发明了一个新词─“劝业”，意思是政府上门鼓励有钱的人、有见识有能力的人都来开办企业，以解决当时的就业问题。“天津劝业场”就是当年鼓励天津人创业的见证。那时候，天津的就业形势远比当时的北平好得多。
“劝业”应当永远成为每一个政府的一项重要使命。政府为有条件挑头办企业的和想试一把当老板的人创造条件，多办企业，劳动力的选择也就多了，在富士康那样的“问题公司”呆不下去的员工，就会有更多的再就业选择。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
转换一个角度再说两句。
客观上讲，自杀问题是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而逐步成为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的。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发布过一个关于中国自杀率的统计，为33.3人/10万人，但是这个说法不为中国官方所承认。中国自杀率的官方统计机构为卫生部，1999年，官方公布1993年中国的自杀率为22.2人/10万人。这一数据也被广泛引用。在2007年的《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卫生部公布的自杀率为7.44人/10万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偏差？卫生部死因登记系统覆盖人口约为1亿(约占中国总人口的8％)，其中50％在东部地区，40％在中部地区，只有10％在西部地区。不仅覆盖面不够，两个系统都还存在漏报的问题，在1998年的统计中，死亡漏报率在13%，而卫生部死因登记系统的成人报告死亡率水平低，也存在漏报现象。在统计的时候，还会有一定的死因错报现象，比如喝农药自杀身亡，可能会把死因报为“中毒”。
我们国家以往不把自杀问题单独拿出来交给哪个部门进行专门的研究，更不愿意把这个问题拿到桌面上来公布。我考虑，这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忌讳谈论“死”这一话题，这是孔夫子给我们留下的“例儿”。再加上几十年来大肆宣传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好像一研究“死”的问题就给社会制度脸上抹了黑。
其实，一个带有普遍意义或作用的负面社会问题，你越是藏着掖着，那个问题就越有可能成为一颗危及全社会的定时炸弹，还不如光明正大地把它摆上桌面正视、研究它，这才是向着解决它的方向走近了一步。
我以为，之所以现在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青少年自杀倾向，是那些走上这条绝路的人自认为是这个“社会转型期”的“被抛弃者”，这些人心中“没有传统”，自己也没有被人教导过如何生活。那些生活在农村的打工仔的孩子，从小缺少父爱母爱，从他们的祖辈那里也只学会了生存，这样的孩子进入一个他们完全不熟悉的冷酷的生活环境，又没有身边的精神关怀，即使是那些没有选择自杀的“苟活者”，也生活得非常不幸福。
西方社会大多有一个浓厚的宗教氛围，而我们这几十年来一直把宗教当成“迷信”。其实说到抚慰成长中的后生们的心灵，到现在为止，历史上还没有发现什么文化活动能比一个良好的宗教氛围更合适的东西。当孩子们一旦自立以后，也就度过了他们心理和生理的艰难时刻，宗教关怀中所蕴涵的神灵文化也不会对他们后来的生活造成什么伤害。
现在五六十岁的人们，在他们的心灵成长的时候，身边有着十分严格共产主义的道德教育，当时你想摆脱也摆脱不了，它虽然让人感到压力，但就是这种类似说教的活动让那个时代的青年人生活得很充实，很有理想、很有上进心，那时就绝对没有现在这么严重的自杀倾向，这是很值得思考的参照，那些把握社会发展方向的决策人应当考虑到这个问题，能不能建立一个能覆盖所有人精神世界的“过组织生活的场所”？让所有人随时都能有机会找到一个“场合”，向那个合适的“倾诉人”道出生活中的苦楚，平复心中的郁闷，这应当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
我的思想较为发散，我在思考富士康问题时，总与“富二代”问题往一块联系，是不是这两类不同的问题之间有着什么某种联系？面对因为社会剧烈转型而产生的种种烦恼，他们的表现形式或许有所不同，但我认为都是因为信仰缺失所造成的精神疾患。对那些不会面对“严酷”的现实生活的后生们，是不是需要政府和我们这些“过来人”出面做做什么工作了？
文章未发，据报载，富士康又发生“第九跳”。5月14日，深夜11时，一名梁姓男子在富士康厂区大门附近跳楼身亡。5月21日清晨，富士康又一名男性员工跳楼身亡，21岁。此是第十跳！
临发稿，富士康又出现了第十一跳，死者李某，19岁，临终前留有遗言，称“心理压力大”。
悲哀，无语。
事例二
─是谁有可能“报复社 会”？
5月12日陕西省汉中市的一座幼儿园发生一次导致九人死亡的严重事件，让所有中国人惊愕。
在此前后，其他城市也陆续发生了一些类似的事件，就连北京，也在5月13日的大白天，在闹事区的大街上也发生了公然绑架儿童的事件，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严重的事件？好像是这些亡命之徒商量好了一块闹事一样。一时间，人心惶惶，尤其是那些正在抚育幼儿的年轻家长们。我们的政府反应真是神速，公安部部长孟建柱立刻发表讲话：“要始终坚持严打方针，严厉打击侵害师生、儿童生命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打得犯罪分子不敢对孩子们下手，防得犯罪分子不能对孩子们下手。？？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点。”于是，许多城市的学校和幼儿园的管理人员就开始学习使用防范用的警用钢叉，赶紧装备监控探头，好像如临大敌。防范的对象在哪里呢？这是个问题。
事例二评论
现在的政府比起以往来真是积极行政多了，孟部长对这类事件的反应就很快，说得也很让公众放心。但是，仔细一想，孟部长的话更多的是一种安抚，真正能像他说的那样，政府能做得那样天衣无缝吗？我们的政府真有那么充裕的警力把所有的孩子都保护到他所说的那么严谨吗？显然不能。病来了，治病是硬道理，安抚也是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挖出病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是当前最有意义的事情。那么发生这类暴行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校园安全方面的隐患不像是当下弥漫西部欧洲的冰岛火山灰，我们只有躲和防的份，而应当找出那些变成暴徒的人之所以成为暴徒的原因，对症下药。经过警方调查，那些成为暴徒的犯罪分子，在事发前都和常人一样，只是在事发前因为某件事情强烈地刺激了他，使得他产生了报复社会的邪恶念头或者让他的神经系统出了毛病，这是最近产生一系列恶性事件的共同缘由。
顺着这个缘由再进一步分析下去，是我们社会旧有的管理机制不适应新的大众生活方式，还是以往的信访机关，接待着已经知道为自己的应有权利维护权益的数量激增的上访者。如果是以往那样，上访根本没有成效，反正遭受冤屈的人不止我一个，忍一忍也就算了。现在有的冤案得到昭雪，有的错案得到纠正，凭什么造成我的冤屈那件事情就不能得到重新核查？
当这样众多的民怨一股脑摆上“父母官”的案头，“父母官”们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逐一解决的时候，就有可能触发社会上那些积怨，于是突发事件就不可避免了。
因此，解铃还需系铃人，关键还是要解决好那些积年民怨，才是克服这些日子突发事件的真正根子。
温家宝总理慧眼识真，他说：“我们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防范措施以外，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我想，一个和谐、安全的环境，不仅会给孩子们，而且应该给每一个人，我们一定能够作到这一点。”（据5-14《新京报》）
欣闻一条很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从2010年5月22日开始到年底，在全国各级法院集中开展解决行政案件申诉上访专项治理活动。最高法院副院长江必新介绍，将通过案件评查和纠错改偏及完善终结制度，及时有效地排查化解矛盾，力争使现有行政申诉上访案件基本得到解决。
我想，如果这项措施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肯定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恼人的“报复社会”问题。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