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居民收入大幅跑输 GDP的经济学观察

　　在中国经济一路高歌的背景之中，民众收入的递增脚步卻显得異常沉重，其大幅落后於GDP增速的事实不仅让所有的经济学家大跌眼镜，也让普通百姓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更加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连续数年大红大紫的政府财政卻並没有为民众建造出一个相对健全而充分的公共保障体系。人们不禁要问，失去“民富”的中国经济增长还能持续多久？社会福利产品十分短缺的中国社会还能依 靠什么赢得长治久安？

　　国富而民穷的尴尬

　　儘管中国GDP在过去十年中连续保持了两位数字的亢奋增长並一跃成为超过日本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儘管中国的财政在2010年实现了8万亿的强劲扩身並跃居仅次於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财政收入国，但如此辉煌的成果卻並没有给国人带来丝毫的兴奋，看著政府晒出的一个又一个红色成绩单，经济学家们发出了理性的诟病，民众萌生了更多的感性质疑。

　　财政收入大幅跑赢GDP增速是中国经济的一道特殊景观。仅以最近5年而论，资料显示，2006-201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11.24%，而同期财政收入增速则达21.48%；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过去5年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为9.72%，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只有8.86%。剔除年均2.96%的物价上涨幅度，城乡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速度分别仅为6.76%和5.9%。

　　一方面是财政收入增速跑赢GDP，另一方面是居民收入增速落后GDP，一个简单的数理结果就是政府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越来越高，而民众所得越来越少。仍以最近5年而论，资料显示，2006年，财政收入佔GDP的比重为17.9%，至2010年，该比例上升为20.8%；同期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则由2006年佔GDP比重的7.09%下降到2010年的6.28%。而从总量上看，2006年我国居民收入总量佔GDP比重还在40%以上，但至2010年卻降至36％。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居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劳动收入佔GDP的比重也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从国内权威统计数据看，2006-2010年，我国居民部门的劳动者报酬佔GDP比重由39.68％降低到了34.46%，降幅为5.22%，政府部门的生产税净额则由15.93％递增到17.69%，增幅为1.76%，企业部门的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即资本收益）由44.39%增加到47.85%。除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成递減状态外，在二次分配中，我国工薪阶层税收佔个税总额的比重在65%左右，这种结果不仅高出了美英等发达国家同一比重的40多个百分点，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中也高居榜首。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作为全体民众非劳动收入的最主要渠道，国有企业分红带给人们的同样是失望与叹息。据财政部公佈的数据，2008-2010年，国有企业总共实现利润4.48万亿元，但三年累计分红才1860亿，仅佔利润总额的4%。而即便是这点可怜的分红，也没有分到“全民”手中，要么是上缴给财政部，要么在国资委部门内消化。对於中国百姓而言，能够像美国民众那样享受到政府多次全民退税的愉悦，或者如同新加坡国民那样能够从政府手中得到财政盈余资金的派发，以及像英国成年公民那样获得国有化银行的股票赠予简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美梦，最多得到的只是如同国资委副主任邵宁那样的“国有企业资产是全体人民储蓄”等毫无意义的说教与虚无缥缈的承诺。

　　钱到哪儿去了？

　　几乎每一个纳税人都想知道，经过自己的劳动之手而形成的巨大财政收入最终究竟花销在了哪些方面？而一个为民众所认可的景象是：中国公共财政在合理支出和精打细算遗风的生态中也频发不合理性支出和铺张浪费的恶习，在庞大的行政开支挤佔公共财政资源的同时，人们更能常见日益疯狂起来的官员腐败行为对国民财富的侵吞。这里，笔者仅取几个截面以作辨析：

　　行政开支：填不饱的“国家机器”。行政经费支出的增长大大超过同期GDP的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是中国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经济与政治现象。资料表明，1978年，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费佔财政支出比重的4.7%，但到2010年卻提高到23%，相应地，行政开支的绝对费用从52.9亿实际增长到4万多亿，32年间增长了800多倍。

　　三公消费：算不清的“糊涂账”。在公共财政开支中，对於作为行政管理经费重要组成部分的“三公”（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消费）支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财政部门都讳莫如深。儘管如此，学者们仍然作出了每年“三公”支出高达一万亿元的评估。当然，这种推算结果並不过分。仅以公车消费为例，来自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的一份调研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党政机关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2000亿元，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

　　楼堂馆所：再穷不能穷政府的“形象工程”。与多年前广州番禺区政府盖起豪华办公楼备受社会舆论诟病不同，目前政府与政府部门为自己营造超标办公场所的现象似乎见怪不怪，甚至这种大兴土木之风在贫困地区盛嚣尘上。在安徽，儘管望江县2009年的财政净结余只有21万元，但这一国家级的贫困县卻盖起了一座耗资6374万元且相当於8.5个美国白宫的县政府大楼。在广西，宜州市2010年的财政收入仅4.08亿元，然而当地为了修建市政中心大楼卻耗资9328万元，佔去了全市一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在甘肃，兰州市财政局为自己建造起了高达1亿3000万的“天价”综合办公楼。

　　贪污腐败：伸向国民财富的“黑手”。据中央纪委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共有5098名县处级以上干部被处分或被移送司法机关。除了省部级干部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收受2959.5万余元、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受贿1190多万元以及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受贿826万余元等腐败恶行引人关注外，厅级领导干部中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受贿、贪污1.6亿余元和苏州市政府副市长姜人傑收受贿赂1亿余元的丑恶行径尤其令人发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国官僚层级中级别最低的科级干部也开始大量出现“巨贪”现象，其中辽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局长罗亚平贪污受贿金额高达1.45亿，不仅刷新了辽宁官场贪腐犯罪的最高纪錄，而且被中纪委领导批示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的腐败案件。正是由於多如牛毛的腐败分子运用特权侵吞公共财产並肆无忌惮地从民众手中敛财，才导致了政府财政可用於社会福利开支资金的減少和改善百姓工资收入状況能力的削弱。

　　强大之下的羸弱

　　应当承认，政府财政收入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的有效增长能够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调节与推动作用。正是有了殷实的中央财政，中国政府才能在金融危机的关键时刻推出高达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政策；也正是有了厚实的国家财政力量，农民在告别了延续数十年农业税的同时还能得到务农的政策补贴；更因为得益於中央财政强大的投资能力，中国高速铁路才以非常规速度铺展开来……然而，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不应该以放慢民众收入增长步伐为前提，基础设施投入的增长不应该以牺牲社会福利设施的投入为代价，否则，这种财政支出模式儘管可以换取短期的经济与社会繁荣，但无法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

　　消费动能的长期不振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力量构成中的一大硬伤，而导致这种结果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劳动收入佔国民总收入的比重过低。资料显示，1978年，我国居民消费拉动GDP增长45%，但到1992年下降至42%，2010年则下降至35%。值得警惕的是，中国居民消费能量的萎缩之势还在得到强化。据央行对储户的最新调查显示，2011年第一季度，储户的消费意愿降至1999年调查以来最低，其中有85.8%的城镇居民倾向於储蓄，仅有14.2%的储户倾向於“更多消费”。

　　与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力日渐式微完全不同，依靠投资特别是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模式”在中国得到了不断地强化。这种投资模式儘管带来了一个又一个大型工程项目的高歌猛进，但也形成了对民间资本的强大“挤出效应”，私人企业承接社会就业的力量受到压抑和削弱，而在国有企业就业市场对普通百姓几近封闭的前提下，民众寻求就业的机会成本加大，可以产生收入的劳动半径明显萎缩。更重要的在於，每一个政府投资项目都隐含着经济利益的再分配。由於可以支配的财政资源向政府部门集中，加之缺乏有效的监督，那些掌握财力分配话语权的政府官员完全可以通过权力交易实现自己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结果自然非常残酷：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增长模式实际成为了腐败丛生的重要温床。

　　“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一个巨大隐忧。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新兴市场国家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如贫富差距等矛盾集中爆发，导致经济增长回落或出现长期停滞。由於劳动收入佔国民收入的比重过低，普通百姓並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更由於国有企业利润的财政化和部门化，民众没有机会参与国有化利益的分配，加之权贵阶层依靠特权聚敛巨额财富，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正日益扩大。资料显示，按照2010年的汇率计算，中国人均收入达到4000美元，已接近中等收入的上限，同时，我国基尼系数已经抵达0.5，大大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因此，一项针对近6000位网民和50位专家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六成接受调查者认为中国很有可能坠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藏富於国到还富於民

　　刚刚铺开的“十二五”规划描绘出了一幅十分诱人的图景：2011-2015年，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速目标为7%，与经济增速7%的年均目标一致。不仅如此，自去年5月至今，全国30个省份都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但是，围绕着居民收入与财政收入的利益分配改革不能仅仅依赖於增量途径，还应该对现行体制与机制进行重置与再造。

　　第一，有目的地启动与推动税收制度改革。一方面，应当切实提高个税起征点，将起征点由现行的2000元提高至3000元甚至更高；而在提高个税收入起征标准的同时应当出台奢侈品消费税和遗产税等新的税收政策。这样一方面可以使中等收入以下的群体受益，同时防止高收入者因个税提高而享受过多“溢价”收入。另一方面，应将增值税率从目前的17%下调至12%。目前，中国17%的增值税不仅为世界各国之最高，且增值税实质就是消费税，而高消费税又与投资最大化模式是一致的，结果是把收入从家庭转移到了政府，从而削減了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显然，不降低增值税率，促进消费恐怕只能成为空谈。

　　第二，加大民生工程的投入和构筑完善的公共服务品供给体系。同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是用於公共事业和公用产品的补给不同，中国政府财政在民生设施的投入方面欠账太多。数据显示，在2010年约8万亿元的全国财政收入中，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三项支出佔比不到14%；而在2011年公共财政预算安排中，上述三项支出也仅佔财政收入的10.1%，即便是加上住房保障支出1292.66亿元的新投资，社会保障支出也只有财政收入的11.59%。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不足，不仅加剧了公众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规避程度，贬损和压制了消费作用於经济增长的动能，同时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秩序的主要因素。因此，未来政府公共财政开支应当最大程度地突出以社会保障为重点，力争到2015年使社会保障投入佔到财政总量支出之比达到40%甚至更高。

　　第三，强力扭转现行经济增长模式。出口拉动和投资拉动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最主要路径，但这种模式的弊端已日渐凸显出来。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由於我国出口贸易被锁定在加工贸易环节，即产业链上的最低端环节，客观上极大地限制了劳动报酬的增长，人均工资的增长空间受到强烈的压缩。在投资拉动方面，公共财政驱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极易酿造资产泡沫並产生投资推动型通货膨胀，从而贬损民众收入水平和实际消费能力。对此，政府在最大程度地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同时，应当切实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主流经济领域；同时通过无息贷款、税收返还和关税折扣等经济手段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促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的转变。

　　第四，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並向民众慷慨分红。资料显示，目前我国（非金融类）国企总资产已经高达近50万亿元，而且这些国有资产垄断了比其体量佔比更高的优势资源。独立於官方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日前发表研究报告认为，若从账面财务数据中还原企业的真实成本，並对政府补贴和因行政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予以扣除，按此测算企业真实绩效，过去10年中国国有企业並没有盈利，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也就是说，国企实现的财务利润实际上是行政垄断、财政补贴、融资成本和土地及资源租金优惠换来的，而这些或明或暗的补贴和政策保护，其最终来源又势必只能是民企积累不足以弥补国民福利受损。因此，国有企业对全体民众分红不仅合情合理，而且还要大幅提高分红比例。

　　第五，最大程度地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和加大治腐强度。一方面，财政增收並不意味著政府行政成本可以相应提高，相反，应当根据财政总量制定行政管理经费年均下降计划，力争到“十二五”末期行政经费支出下降到佔财政支出比例的15%左右。为此，有必要重启政府机构改革，在打通公务员出口通道和建立起汰劣机制的同时，防止公务员队伍的进一步膨胀。另一方面，针对腐败群发和恶性案件增加的趋势，管理层除了注重制度建设和预防机制塑造外，还应当广泛发动媒体和通过群众运动的形式对腐败分子形成围攻和高压之势，以此保护公共财力和民众财富不受权贵者的吞噬和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