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德虑祸，安身立命

　　——《颜氏家训》中的人文关怀

　　作为我国家训里程碑式著作的《颜氏家训》集前代家训之大成，不仅以丰富的内容、系统的理论、范式的文体，将家庭教育与社会大众化生活紧密契合，事理与亲情融合，言训与心育并用，且在严肃的道统传承和尊长期待中包含了浓郁、细致、深远的人文关怀。

　　《颜氏家训》诞生在政权更替、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人的生存环境恶化，发展前景严峻的南北朝时期。即便世家子弟，亦常因“朝市迁革”而“被褐而丧珠，失皮而露质”，致使“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因此，《颜氏家训》是一个生于乱世、为宦四朝、饱经沧桑，对人生、社会有着深刻认识，对家庭、子孙有着高度责任感的传统知识分子面对子孙时的人生全书式的真情道白，以期实现前代尊长与后辈子孙间家族文化遗产的自觉传递，使子孙后代上可“绍家世之业”，下可安身立命。

　　在这部集大成的著作中，既有历代圣贤者之言，也有颜氏家族的祖风遗训，更多的是颜之推自己亲历乱世与披览群书的阅历、体察和感悟，透视着中国社会的纷纭万象、人情世故的门里婉曲，散发着中华人文传统的芬芳气息。

　　养德保身的生命观

　　颜之推生命观的核心是“保身、养生”。集中体现在《养生篇》中。首先，他承认生命的唯一性：“性命在天，或难钟值”，因此，“夫生不可不惜”。基于此，提出人必须保身、养生。

　　保身是尊重生命的存在，是养生的前提，“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无徒养其无生也”。他特别强调社会因素，那就是“先须虑祸”。所谓“祸”，指因自身修养与德行而造成的祸患。他以例释之：“岩居水饮，不与民共利”的单豹，虽七十高寿而死于饿虎，是不合群所导致的祸患；张毅人际关系很好却四十病故，是不善养生所导致的祸患；嵇康深得养生之道，终因性格孤傲、不容于权贵，而导致杀身之祸，是明哲而不善保身的典型；石崇因贪婪溺财导致祸患，是积财者不善积德的典型。这些典型举例，表现出作者对人世祸患的归因思考，那就是“德”与“祸”的反正关系。此“德”应为广义的人格修养的概念，既包含品格的自我修养，也论及人际关系的协调能力，还涉及健康与生命、人事与天命的和谐关系。

　　充分意识到修身养德与保身的因果关联的颜公，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对于世俗贱视女婴，甚至“贼行骨肉”的行为，他表示不忍与不平：“天生蒸民，先人传体，其如何哉！”养生是对生命的呵护。他告诉子弟们养生必须得法：要注重合理有度的饮食起居，“慎节起卧，禁适寒暄”。要注意心理健康与养生的关系：“爱养神明”。他赞同药物保健：“诸药饵法不废世务也”，但又告诫说，“但须精审，不可轻脱”。他质疑时下盛行的道家养生学说的虚妄，明示子孙不取。他的“保身”有鲜明的价值原则：“夫生不可不惜，但不可苟惜。”对于“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身，谗慝而致于死”之类，君子自然惜其生。但对“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之类，君子应不足惜。

　　安身立命的处世观

　　安身立命是中国哲学的基本命题之一，安身立命之途是每一个“个体”将自己纳入社会群体之中，按照群体规则（伦理原则）与这个群体或群体规则保持一种“和合性”。

　　颜之推从“保身”的立场出发，强调保身“先须虑祸”，虑祸则须修德，这是安身立命的前提。因此，他在《风操篇》中不厌其烦、连篇累牍、极致琐细、深入浅出地向子弟们传授道德修养与处世为人的个中道理，其目的是为了让子弟们通过内心的自我完善以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

　　他推崇房文烈、裴子野待人的宽仁笃厚，贬斥邺下将军的贪婪刻薄和南阳富翁不近人情的吝啬，并以他们的可悲下场告诫子弟引以为戒。他教导子弟在社会交际中要注重礼节、礼貌。要待客以礼、待客以诚；要辨明礼俗，待人接物乃至称呼用语都要合礼、得体；参与亲朋的红白事要真诚、适时；要注重亲情关怀与表达，无论亲人临战、还是临危都要给予心灵抚慰，休戚与共，但对于不同个性的人，在表达情感的形式上不要一概而论；语言要文明、慎重，不要以伤害别人来取悦自己；结交社会朋友，要注重志趣与节义相投、始终如一；青少年选择社交圈子，要注重“与善人居”，讲求“但优于我，足贵之”的原则；在名利问题上，要洁身自好，“窃人之财，刑辟之所处；窃人之美，鬼神之所责”。这些贴近社会生活实际、周全精到、无微不至的谆谆之教，体现了颜之推慈父严师式的人文关怀风范。

　　颜公此类人文关怀式的家教风格可用八字概括：仁爱、真切、细致、深远。仁爱是其人文关怀的核心，真切、细致是其人文关怀的质地，深远是其人文关怀的视野。无怪明人张璧在《明嘉靖甲申傅太平刻本序》中感慨道：“乃若书之传，以身，以范俗，为今代人文风化之助。”

　　编辑/林青雨 文/南枝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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