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农场主 过得并不美妙

　　编者按美国农场主，一直是很多种植大户欣羡的对象。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美国农场主拥有先进的农业机械，赚着大把大把的银子。民间甚至有个传闻，美国农民每年只有一半时间在做农活，剩下的时间都在拿着赚来的钱周游世界。事实证明，这种美好的想象只是中国人的刻板印象。

　　早前，美国长岛湾一位养殖海藻和贝类的农民在有名的《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引起了美国国内不小的讨论。文章的标题与中国某些种植户的呼声如出一辙——“别让你的孩子以后成为农民”。文章列举了美国小规模农场主遭遇的各种经营困境。作者布伦·史密斯在文章呼吁美国政府出台各种干预措施。

　　一场宴会上，我拥挤地坐在一个小角落，同桌的还有三五个农场主。餐桌上的食物都是由农场直供的。大家讨论着，食客们很喜欢农场提供的食物，大口大口吃着甘蓝，撬开一只只新鲜的牡蛎。然而，话题转到农场的经营状况，大家都皱起了眉头。大伙儿七嘴八舌将各家的利润状况对比了一番，很快得出一个结论——在场的农场主都在亏钱。

　　这不是开玩笑。小规模的农场颇受欢迎，但农民没办法营生。这已经是美国食品安全运动最肮脏的秘密。（译者注：20世纪初，美国社会开展了一场纯净食品运动，对食品劣质生产黑幕进行揭露，客观上刺激了某些主打安全农产品的小规模农场的兴起）将农具撇到一边后，我们不得不找第二甚至第三份工作贴补家用。美国91%的小规模农场，日常运作资金需要依靠多个收入来源。拿着农场赚的钱，给家人保健看病，供孩子读大学，准备安享晚年？都是空想。

　　小规模农场亏损普遍

　　由于大部分美国农场主正在亏本经营，美国农场2012年的平均负债1，453美元。经济状况窘困之际，许多农场主仅仅够在农场里喂饱小鸡和点亮电灯。我们其他人的生活，几乎依赖美国农业部和公益基金的援助，而不是农产品零售带给农场的收益。

　　年轻农场主的境况更糟糕。他们租不起地，越来越多人被迫到有钱大地主的庄园里工作，沦为当下的“农民阶级”。这也难怪现在的农场主的平均年龄是56岁了。我的经验证明了这一趋势。在过去的十年里，为了维持生计，我不得不开着货车到纽约的街道向游客兜售手工品。在兼职工作时，我还得忍受着鞋子上泥土的臭味。大学的债务压力巨大，不间断的医疗费用勉强应付得上。在我们的房子里，我和爱人最喜欢的消遣方式是做生孩子的白日梦，这远比真的生孩子便宜。

　　还有没有赚钱的农场？

　　数以千计的社区支持农业项目和农贸市场，售卖的农产品价格不菲。这些农场盈利是不是好些呢？情况也不好。这些新模式过去十年迅速扩张，被很多人看好。但现在这么多可供选择的项目，越来越多的农场以偏低价格来应对竞争压力。我所在的纽黑文市就是这样。另一方面，虽然周末农贸市场依然在社区坚守，但销量往往过低，收入难以让农场主维系生计。尤其是在市区，支持当地的农场实际意味着，购买前对冲基金经理或税务律师的产品。（译者注：美国有些售卖农产品的集市，常有基金经理或律师等人推销保险业务。所以下文说话题不是粮食，而是房产税）一些业余爱好者的娱乐“农场”，允许在同一农贸市场的商业农场推销自己的产品。这是关于房产税的，却不是粮食生产。正如《福布斯杂志》2012年的读者投资指南说的，现在是时候“像亿万富翁一样办农场”了。新泽西州土地使用者的税赋低至500美金一年，即使少量零售，他们收获的税也比西红柿更多。

　　种地仍是穷人的游戏

　　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的竞争对手还有非营利农场。一批非营利农场正从事农业领域最具创新性的工作——它们不用顾及利润，也无需畏惧市场的铁蹄。纽约州波坎蒂克山的“石头谷仓农场”与密尔沃基市的“种植动力农场”就是这一类型的农场。“种植动力农场”仅在过去五年就收到超过680万美元赠款，它的产品现在在沃尔格林商店售卖。“石头谷仓农场”的启动资金，来自大卫·洛克菲勒的3000万美元赠款。一个年轻的农场主如何与他们竞争？正如一位种植大户告诉我：“这些非盈利农场想要一个新的拖拉机，他们告诉董事会，我们只能求银行。”

　　和农场主争利的还有厨师。餐厅用写着本地食物名称和敬辞的菜单做诱饵，让顾客心甘情愿为30美元一盘的羊肉买单。不过，开餐厅是一个利润低的生意，厨师也必须买单——支付食材的成本。要做到这一点，厨师经常使用一个经验法则：保持食材价格占餐费的30％。有机种植成本不菲风险居高，农场主的财力仅能承担其中的一小块。这决定种地仍是穷人的游戏。

　　名厨发起的食物运动，得到新闻工作者、大学生和非政府组织的响应。这场运动缺失的关键在于，人得做种植粮食的实际工作。他们讨论如何提供健康的食品，却忽略了农民在食品体系经济中的不平等。这不像我们现在的小口径运动。19世纪80年代、上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农场主组织发起了几场运动，如美国农业运动、全国农民联盟和有色农民全国联盟。这些运动开拓了美国农业经济的新路径。

　　他们与大财团紧张对峙：冲击股东会议，建立合作社和社会团体，并游说价格稳定。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小规模的家庭农场组织了一系列抗议活动。他们呼吁“平价不慈善”，要求暂停取消抵押品赎回权以及粮食价格的稳定，确保农民可以打工谋生。他们动员了成千上万农民同胞的直接行动。这包括1979年，900辆拖拉机驱驶千里，让首都华盛顿交通几近瘫痪。

　　这并不是说是食品运动的错。食物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的既定问题。现在得为我们农民设置自己的议题。我们需要为做农业的大学毕业生争取贷款援助，我们需要把农民从打工者变成农场主，我们要保证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我们要求工厂化的农场转向补贴家庭农场。我们需要率先通过建立自己的生产中心和配送体系。我们需要支持上下供应链的职员争取更好的工资，使他们的家庭能够买得起我们种植的食物。

　　除非我们成立自己的组织，否则这些要求都不会得到满足。在过去几代，塑造一个新的粮食经济，确保种植好食物，还意味着创造一个好的生活。

　　（原题：Don’t Let Your Children Grow Up to Be Farmers《纽约时报》2014年8月10日，SR5版）

　　美国长岛湾某养殖场场主BREN SMITH

　　《农财宝典》记者 戴春晨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