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爱情突击队”

　　在印度，想自由恋爱结婚的人，面临着被自己的亲戚绑架甚至折磨致死的威胁。一个名为“爱情突击队”的秘密组织保护这些新时代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们，为他们提供避难所，组织婚礼，努力以爱之名改变印度社会。

　　印度的爱情悲剧

　　哈里吉沙·莫汉的最大错误，就是让他的儿子维德帕尔回家。他知道，街道上的人们对这个男孩带给家人的耻辱窃窃私语。但是他想，这些人的闲话指不定何时会渐渐平息。

　　在距离印度首都新德里5小时车程的哈雅纳邦马图尔村，人们非常保守，出身决定未来，部落和社会等级制度主宰人们的生活，印度教女人把她们的脸隐藏在鲜艳的头巾后面。

　　在一段尘土飞扬的田间小路末端，是莫汉的农庄。70岁的他穿着一身白，这是悲伤的颜色。他脸色苍白，胳膊和腿都十分干瘪，皮肤紧绷在骨头上，瞳孔消失在一片乳白色的混浊之后。莫汉眼睛瞎了，他费力地说出每一个词，每说完一句话都要休息一会儿，深吸一口气。3年来，他几乎没有一天不流眼泪。

　　莫汉想念他的儿子。他在夜色的保护下逃跑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农民莫汉的儿子维德帕尔和邻村地主家的漂亮女儿索尼娅之间的爱情故事。直到一个官员出现，这个秘密才公之于众，演变为丑闻。他来自这对情侣躲藏的旁遮普邦政府，给两人的父母看他们的结婚证，署名日期是在2011年4月22日。

　　维德帕尔和索尼娅触犯了古老的不成文法令，这个地区的父母从小就向他们的孩子灌输这一思想：婚姻由家人决定。因爱结婚？绝不可能，这是黄毛孩子的无稽之谈，是不道德的。尽管如此仍然敢这样做的人，面临着社会迫害的威胁，甚至可能丢掉性命。

　　莫汉恳求他的儿子回家。他承诺接受儿子的婚姻，不会像村委会要求的那样驱逐他。索尼娅仍很迟疑，她担心她的家人会打她，或者是更加严重的后果——她会失去自己的爱人维德帕尔。但是莫汉没有放弃，仍然竭力劝说，在婚礼之后一个月，他们回到了村庄。

　　说到这里，莫汉突然沉默了。他把手埋进手掌，流下泪来。“我的儿子，我最爱的儿子。”他哽咽着，停顿了好久才艰难地往下说。

　　回来两天后，索尼娅的叔叔和她的堂兄弟们将维德帕尔引诱到索尼娅的父母家里。他们用铁棍使劲抽打他，直到他动弹不得。村里的警察就站在一旁，防止有人插手阻止。索尼娅只能坐在旁边的屋里，听着丈夫的喊叫，直到他被活活打死。不久后，家人强迫她嫁给一个比她大35岁的男人。

　　放在一个信封中的6张照片就是儿子留给莫汉的全部。这个老人的故事并不唯一。尽管印度官方规定等级制度已经被废除，印度人可以嫁给他们爱的人，但农村有另外的法则。不是法律，而是思维仍停留在过去的一群顽固男人组成的村委会——潘查雅特，掌握了决定权。

　　在印度，潘查雅特决定什么是被允许的，恋爱结婚不在此列。因此全国范围内每月有60-80人因荣誉谋杀（为维护家族荣誉而谋杀家族成员）而死亡：在哈雅纳邦，在旁遮普邦的山区或拉基斯坦的沙漠，在北方邦，甚至在德里、孟买或加尔各答等大城市也不例外。

　　拯救爱情的“突击队”

　　在马图尔村往南300公里处的德里，曾任当地记者的桑乔伊·扎赫德夫对印度荣誉谋杀案件的直线上升和年轻人无法自己决定与谁共度一生的现状感到愤怒。在印度，包办婚姻的比例占到了90%以上。

　　扎赫德夫和5个朋友一起建立起一个地下组织。他们是成熟的中年男人，都对生活有些不满，都在寻找新的人生意义和方向。他们以“爱情突击队”为名，帮助处于困境中的情侣逃亡，为他们提供避难所，组织婚礼。

　　如今，成立4年后，印度媒体对这个秘密组织大为称赞，因为它打破了陈旧的习俗。印度最受欢迎电视节目之一的《真相访谈》还专门为它做了一期节目。他们也得到了宝莱坞明星们和瑞典时尚品牌比约恩·博格（Bj.rn Borg）的支持。

　　在德里市中心纵横交错的小巷中，骑在日系摩托车上的年轻人向街上的行人鸣喇叭，人和动物在排水口排便，吸食大麻的印度苦行僧祈求施舍，神圣的牛在垃圾堆中寻找食物。在一条小巷末端，坐落着“爱情突击队”的一个避难所。

　　在一道胶合板门后面，有三间房。电风扇旋转着灼热的空气，线香的味道弥漫。一间房中，12个年轻男人和女人睡在床垫上，盯着天花板，消磨着时间。旁边的房间中，扎赫德夫和他的同事们坐在一部旧电脑前。扎赫德夫头发雪白，穿着白色库塔长衫和灯笼裤，在“爱情突击队”的脸谱网主页上更新状态。不一会儿，他接起电话：“这里是‘爱情突击队’，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我们是爱情斗士。”放下电话后，扎赫德夫解释，房间中的其他成员笑弯了腰。扎赫德夫是他们的发言人，因为他能充满激情地发表讲话。“只因为孩子有了自己的爱情，父母就要杀死他们，这实在不可理喻。我们必须做点什么。”他说话的时候，手在空中画圈，就像在指挥一个乐队。

　　他们所有人都是志愿工作者。这让他们骄傲，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怎么付房租？购买食物的钱从哪里来？谁承担逃亡和婚礼的费用？“我们辞了职，把房子租了出去，车子卖了。”扎赫德夫说。他以前在报社的同事说，你疯了；他的亲戚也说，你脑袋有问题；他的妻子警告他，你做这些，会有人报复你的。自那之后他就很少在家睡觉。

　　目前有约40对情侣住在“爱情突击队”位于德里的7个避难所中。他们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200多个避难所，有几千志愿者提供支持。他们中有帮助宣布强制婚姻无效的律师，下班后在避难所边巡逻的警察，一改印度拖沓的官僚作风、在几小时内签发结婚证的法官，那些曾经得到过帮助的人也帮忙收留逃亡中的情侣。

　　扎赫德夫喜欢用夸大的词句，他称自己的使命为“不可阻挡的革命”，认为“爱情高于一切”。他不惧于和历史上的大人物相比，例如带领印度摆脱英国统治的甘地。“不管怎样，革新已是弦上之箭，一触即发。我们以爱之名改变印度社会。”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技术进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农村涌入城市。新旧印度之间的对决愈演愈烈，年轻人在脸谱网上学习到了如何相爱，向陈腐、愚昧的传统习俗竖起中指。扎赫德夫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烟，一口一口吸了起来。“年轻人反抗父母的安排，媒体对此进行报道，这已经是初步的成功了。”他说，“谋杀永远不是荣誉。”

　　他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几个词，打开了一个网页。“看这里。”他边说边指向屏幕：去年9月，一个年轻女人被她的亲戚在丈夫面前打死，然后他们砍掉了她的手、腿和头；今年1月，印度东北部一个村委会组织人轮奸了一个20岁的女人，因为她不听家人安排，和相爱的人结了婚；4月底，一家人烧死了他们的女儿，因为她爱上了一个低一社会等级的男人。“但是现在这些人也知道了，有人会拯救爱情。”传统卫道者们通过脸谱网、推特和电话对他们发出死亡威胁。

　　对于这些被驱逐的绝望恋人而言，避难所是一个中转站，一个驶向未知未来的候车室。他们被打，被威胁，被监禁，无法回到原来的生活。他们的新生活退回到最基础的需求：一席床垫、一个脸盆、简单的一日三餐。但是他们也收获了感情和一个家。在这里，他们遇见了保护他们，为了他们的利益和遗留下来的社会习俗作斗争的人。“这些年轻人都是我的孩子。”扎赫德夫说。他们叫他“爸爸”。

　　贾维德的故事

　　“没有什么能将我们分开。”一个年轻男人一遍遍重复这句话。23岁的贾维德·萨伊菲十分瘦削，盘坐在床垫上。他的旁边坐着妻子安佳丽，一个有着灵动大眼睛的20岁美人。她充满爱意地对着贾维德微笑，称呼他为“亲爱的”。像这里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们是中产阶级家庭出身，上过大学，在城市里幽会，写情书，在深夜电话中说亲密的情话。他们梦想着共同生活，成立一个家庭。

　　去年11月底，安佳丽从母亲那儿得知，在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家人为她和一个出身良好的年轻印度教徒订了婚。到那时为止，安佳丽从未见过那个男人，婚礼时间定在2014年4月20日。

　　该做些什么呢？说不？悄悄和她的贾维德结婚，逃得远远的？答应婚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都和一个她根本不爱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安佳丽中断了讲述，擦去脸上的泪水，头靠在贾维德的肩膀上，而后者温柔地将她抱入怀中。“如果他们知道我和贾维德在一起，会杀了我的。他们永远不会接受一个穆斯林。”几年前，安佳丽的家人发现，她的姨母有个情人，她的叔叔将汽油浇到这位姨母身上，随即点燃了火。“尽管他和我们属于同一阶层。”另一个叔叔枪杀了自己的女儿，因为她拒绝答应一起包办婚姻，而和另一个男人幽会。

　　安佳丽和贾维德一起规划逃亡，权衡冒险和危险，长夜不眠，一起流泪，互相鼓励。安佳丽的婚期越来越近了，最后他们打通了“爱情突击队”的电话。“两天后我们来到避难所，当天就结婚了。”

　　他们常常一起商量将来的日子。贾维德知道：家人永远不会放弃寻找他们。他和安佳丽将不得不东躲西藏，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努力摆脱追寻者，但现在他只想找到一份工作，尽快搬出避难所，重新赢回他生命的尊严。他想做的事情是这间狭窄的屋子无法满足他的：去看电影，和安佳丽一起去餐馆吃饭，去商场购物。“我很害怕。但是我们在一起，这就够了。”他说，而现在安佳丽将他抱入怀中。

　　和家庭决裂的孤立

　　这些“禁忌之爱”的故事大多大同小异。苏巴哈丁和内哈在脸谱网上相识，如今在这里躲避内哈父母的追寻。另一对情侣由于害怕不愿提及自己的名字，因为这名女子被家人包办婚姻，而她的丈夫正悬赏寻找她的下落。现在他们等待着“爱情突击队”的律师宣告这次强制婚姻无效：这可能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恐惧、绝望，无法摆脱对未来的忧虑。他们的生活枯燥无味，做饭、洗衣、填字游戏、思考，没有温情和私人空间，摩擦和争吵是家常便饭：谁做饭，谁洗衣服，谁洗碗？出于安全考虑，他们不被允许离开房间，现代世界的一切交流工具——脸谱网、电脑、手机，都是禁止的。他们的父母总是试图用承诺劝说他们回家，一旦达成目的就会很快反悔。

　　“我们想保护他们的生命，这是最重要的。”扎赫德夫说。第二重要的是，他们在到达之后就要马上结婚，这也是“爱情突击队”组织的活动。“这样他们的爱情就有了法律基础，不管乐不乐意，他们的父母只能接受。”但很多人都不愿接受。因此而受到威胁的夫妻可以在最高法院申请保护，但是所谓的保护也往往只是局限于案件存档。扎赫德夫说，真正有效的保护，是完全和家庭决裂。

　　而这样做的后果常常就是孤立的生活。就像在距离德里6小时车程处的小城建立起新生活的那对夫妻一样。他是程序员，她是家庭主妇。不管是朋友还是同事，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故事，他们也无法信任任何人。“自从结婚之后，我们就再也没和父母联系过。我们在一起很幸福，也很悲伤，因为我们失去了家人。”那位丈夫说。

　　一次救援行动

　　“爱情突击队”的热线电话几乎没有一个小时不会响起。有些人只是想要个建议，有些则寻求保护。那么就得迅速行动，就像现在这样。

　　扎赫德夫和同事一整晚都盯着电话。他们和一对绝望的情侣一直谈到凌晨两点。两个星期前，桑卡尔和坎昌恩不顾他们的反对离开避难所，回到了家里，但很快就被亲戚分开。“我告诉过你们，不要相信你们的父母，永远不要！”扎赫德夫对着电话大吼，然后吩咐电话那头的紧张男人照他说的去做。“爱情突击队”的所有6名成员急匆匆地查找他们的联系人，动员能够将他们送到德里的志愿者，并组织了一队警卫力量到火车站护送。凌晨4点，两个惊慌的年轻人在旁遮普省的一个地方上了火车，去往德里。早上9点他们顺利抵达。“很好。”扎赫德夫精疲力尽地嘟哝着。

　　25岁的格温达是“爱情突击队”最年轻的成员。他的任务是，在德里市郊的一个地铁站接应这对逃亡的夫妇，然后很快将他们带入避难所。他急匆匆地穿过人力摩托车、轻便摩托车、驴车和行人组成的熙攘嘈杂的街道，跳过一条死狗，避过冒烟闷燃的垃圾堆，不时看看表，打电话给出指示，爬上地铁站的楼梯等待着。人流涌向地铁的安全闸。9点半，他们还没有到，手机也打不通了。他在约定好的地方来回走动，焦灼地一遍一遍重拨，可还是没有人接听。“出了什么事？”他紧张地喃喃自语。

　　终于，他们从人群中走出来，一个身形瘦长的小伙子和一个穿着纱丽服的微胖女孩。他们看上去十分疲惫，紧紧抓着一个大包，四处张望着。格温达接过他们的包，将他们带上一辆人力车。到了避难所，他们才放松下来。坎昌恩不住地颤抖，泪水夺眶而出，“我再也不会相信我的父母了。”她说，然后她上交了自己的手机。

　　[译自德国《NEON》]

　　卡尔斯滕·斯托梅尔/文

　　南之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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