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将私事带入工作……

　　情侣分手后沉浸在爱情的苦恼中，获悉自己得了慢性病，父亲或母亲进了精神病院，朋友出了车祸，债务不断增多——很多人都曾经历过这样或那样的痛苦。问题是，即使是在这样的时刻，大部分人还是要去上班，并且要尽量表现得若无其事，努力完成工作任务。如果私事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工作，我们是否应该告知老板或上司呢？

　　从法律上来看，人们必须告诉老板一切会直接影响工作的信息，而所有其他信息都可以秘而不宣。如果一个人有赌瘾，债台高筑，当他的上司问到他的经济状况时，他仍可以说一切都很好。但是，如果这人应聘负责公司财务的管理岗位，老板就有权要求他诚实回答这个问题。

　　同样的，一个人没有义务告诉雇主自己的前科记录，只要它对他目前从事的职业不重要。但这也意味着，开出租车的人必须告诉老板，他曾有过交通肇事前科。患有艾滋病等重大疾病的人，也可以对雇主保密，除非他的职业是外科医生。

　　是否应该向老板诉说私人烦恼，这当然不只是个法律问题。如果一个人得了癌症，那他完全不需要告知老板。但如果他因为要接受治疗而几周不去上班，或是白天在办公室工作时晕倒在地，同事和领导会问到底怎么回事。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得自己权衡，他可以把多私密的信息带入自己的工作关系中。

　　“工作和私生活越来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领导曼海姆公共健康研究所的约阿其姆·费舍尔说，“尤其是对坐在办公室中的脑力劳动者而言更是如此。”通过研究职场的精神压力，费舍尔表示，很多员工用和生活中的朋友相处的方式和同事交流，下班后仍然和老板、同事保持联系。平时和员工一起外出喝酒的领导，在员工请病假的时候很难坚持说，这是私事，不能请假。

　　在工作中应该坦诚多少私事？费舍尔对此也没有清晰的答案。“有些公司的组织结构让人很容易在工作中说起自己的私事。”他说。例如有些公司开设了热线电话，员工可以借此倾诉自己的烦恼。另外，把工作带回家去做是绝对受到欢迎的，相反你最好别把私事带到办公室去解决。

　　4个人向我们讲述了他们处理私事和工作之间关系的经历。

　　“我不想隐瞒我的抑郁症。”

　　安妮，30岁，莱比锡地方法院见习律师。

　　在法律专业第四学期时，我第一次陷入恐慌。我得了广场恐惧症，害怕离开自己的公寓。每次外出，我都会晕眩、心脏狂跳不止、大汗淋漓。就连去大学上课的路程都是一种折磨，抑郁随之而来。我知道学习会变得困难，最终决定休学一学期。渐渐的，我战胜了广场恐惧症，然而抑郁仍然如影随形。那之后我经历了两段严重的抑郁症时期，而且平时每次压力太大或冬天来临时，抑郁都会如期而至。

　　迄今为止我和两位上司说过我的病，他们的反应完全不同。上大学时，我曾在莱比锡大学法学院做学生助理。那时我和领导说了我的病情。他完全没有在意，一切仍和往常一样。虽然有时我会因为抑郁很难集中注意力，但我总是能够独自完成我的任务。

　　毕业后，我在一家中型律所工作。

　　在我因抑郁症缺席一个月之后，我还得参与一次为期5周的疗养。因此我必须向我的领导讲明我的病症。对此他的回答是：“你们就是生活太好了，才这么娇气！”我目瞪口呆，回到办公室里大哭不已。我知道，他认为我是受不了身心疲劳的工作状态，只知道享乐。

　　在疗养结束一个月后，我离开了这家律所。2012年我开始在莱比锡地方法院做见习律师。我已经告诉了几位同事我的病情。为什么不呢？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告知我的主管，因为我确信我可以胜任这份工作。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患有某种精神疾病，我建议，首先看看自己能否独自协调好疾病和工作的关系。如果不能，那么不要犹豫，和领导说说这件事。如果有人不能容忍我的疾病，那么我也不想和他一起工作。抑郁症和感冒一样，是一种正常的疾病，隐瞒会毫无意义地耗费我很多精力，而这些精力我本可以放在工作上。

　　“恋爱烦恼占据了我的全部心思。”

　　多米尼克，32岁，出版社职员。

　　由于失恋，我很长时间都不能好好工作。已经两年了，但我仍然很想她，想念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那时，我的前女友去看望她住在塞尔维亚的家人，回来后就开始变得很奇怪：不管多小的事她都会冲我发火，尽管那之前我们几乎从未吵过架。一次，我们在激烈争吵后又重归于好，她掉下泪来，承认她遇上了一个让她心动的男人。最初我很自信，认为对我们3年的和谐关系而言，这个塞尔维亚情敌不是什么可怕的威胁。直到我发现，我的女友是真的爱上了他。

　　第二天我没有去上班，通过邮件请了假，借口是头痛。我爱我的女友，想挽救我们之间的感情。这一天我和她谈了很多，但是最后我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关系已是如履薄冰。

　　那之后的早上，我又去上班了，但总是走神。做任何一项工作，我都比平时耗时更长。不管我在思考什么，最终总会想到失恋上面去：我们之间到底哪里不对？我是真的想和这个女人度过生命剩下的日子。

　　我背负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那时我做那份工作才半年，还在实习期。我只和一个女同事说起了这事，在吃午饭或是喝咖啡休息的时候有个能够交流的人，实在是太好了。我相信她不会告诉别人，幸运的是我可以信任她。

　　我不知道我的老板是否注意到了我的异样，我觉得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我的工作效率变低了。我没有告诉他，是因为我不想自己成为可以攻击的目标。我的老板是个很好说话的人，但我只想让他根据我的工作成绩来评判我。

　　两个星期后，我和女友做了最后的努力，一起出去旅行了几天。我们刚一回到家中，她就给我的情敌打了个电话。她用塞尔维亚语打的，以为我不会知道她是在和谁说话。我非常沮丧，只能选择了分手。那之后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慢慢走出来，能够集中注意力工作。

　　“我所在分店的经理把艾滋病宣传册放在休息室中。”

　　多雷恩，34岁，时装连锁店职员。

　　我是艾滋病感染者——现在我已经不会觉得很难说出口了。如今，这病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接受了它，并能坦然面对它。做到这一点，我花了很长时间。

　　最初查出来是在2005年，那时我20多岁，身体状况很差，只有47公斤重。我去看医生，他确定我染上了艾滋病毒。后来我发现，早在我17岁时，我当时的男友就已经将病毒传染给了我。

　　我在一家时装店工作，对于此病我两年都只字未提。我总是面带微笑，没有人注意到什么。回到家中后，我会放声大哭。我害怕因为染有一种“肮脏的疾病”而被别人孤立。我只和一个亲密的同事说了我的病，而她帮助我慢慢重新开始生活，我们常常一起看电影或散步。

　　在工作上不提及自己的病情，对我而言不只会带来情绪上的紧张，我还得随时随地做好说谎的准备。在工作时间吃药时，我也会吃点别的什么做掩饰。由于服药，我不能在圣诞晚会上喝酒，也要找借口来推辞。

　　2007年，一切都改变了。我不想再在周二加班，因为那时我有艾滋病互助小组见面会。我决定说出真相，将我的病告诉了我的部门领导。她很友好地向我表示支持，并允许我周二不加班。另外，在征得了我的同意之后，她也将我的病情告诉了我所在分店的经理。她很快也向我提供了帮助。她把艾滋病宣传册放在休息室中，同事问起时，我一个个告诉了他们答案。所有人都表示理解，只有一个女同事开始疏远我。我问起她原因，她说她害怕感染，例如当我们俩一起别一个图钉时，或是我留在厕所的经血，会不会很危险？我告诉她，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慢慢打消了她的恐惧。

　　和领导、同事的交流使我变得更加自信。虽然我内心仍然存有疑虑的小恶魔，但我会努力不让它打倒自己。

　　“我照顾两个人的生活。”

　　本，30岁，电脑工程师。

　　2013年夏我跳了槽。在第一天上班的3天前我去看望了我的父亲，因为我们很久没见了。自从10年前和我的母亲离婚后他就一直独自生活。我到的时候，他躺在床上，身边全是酒瓶，我无法和他交谈。我发现父亲成了一个酒鬼，这一发现改变了我的生活。

　　我不能让这种状态的父亲一个人生活，于是把他带到祖母那里。第二天我开始了新工作，也开始背负双重压力：白天我努力适应新工作，晚上则得规划父亲的将来。我为他联系了戒酒治疗，申请了失业救济。在工作时我常常无法集中注意力。我总是站在那里，看着窗外，思考着下一步该如何做。在我的祖母变得越来越糊涂之后，我的担忧也与日俱增。自那时起我就忙着为他们俩规划人生。

　　我很想在办公室展示自己的工作实力，然而总是无法做到。在会议上，我基本不发一言。对我来说，和我的私人忧虑相比，公司的问题显得微不足道。同事们要求我多说点什么，我想他们注意到了我有压力。

　　有时候我得走出大办公室，接听父亲律师打来的电话，例如他醉驾了可能要入狱。我担心同事们会知道我的问题，担心自己会被盖上“工作能力有限”的印章。即使我的老板非常公平，在有领导岗位空出来时，他也会考虑到我的私人问题，让我很快出局。

　　[译自德国《NEON》]

　　约翰·德豪斯特/文

　　吴斯/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