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的方舟

　　50年前，一位退役的海军军官邀请两位智障人士和他共同组建一个家庭。如今，这个名为L’Arche（方舟）的爱的家庭已经遍布全世界。玛吉·弗格森为我们讲述了它的创始人让·瓦尼埃（Jean Vanier）的故事。

　　1940年6月22日下午，巴黎以北60公里，希特勒走进贡比涅森林中的一处空地。大大的纳粹标志迎风展开，他检阅了列队的纳粹士兵，然后登上曾经属于费迪南·福煦（一战中著名的法国元帅）的私人车厢。1918年11月11日，德军曾在这节车厢内签署了停战协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所以，对于希特勒，这里真是一个恰当的地点。他坐在福煦的椅子上，两边是戈林、里宾特洛甫、赫斯，他们正目睹法国的投降。如今，在那节车厢的复制品中，你可以观看这段历史的新闻影片。这是希特勒建立他千年帝国梦想的重要一步。当然，4年后，帝国轰然倒塌，希特勒一命呜呼。

　　还是在这片森林里，埋藏着一段截然不同的历史。50年前的8月，35岁的前海军军官让·瓦尼埃在位于森林边缘的特罗斯利村购置了一座破败的小屋。屋里没有盥洗室，只有一个水龙头和烧木柴的灶，他给小屋取名“方舟”（L’Arche）。然后，瓦尼埃邀请两位智障人士拉斐尔·斯密和菲利普·苏克斯搬进小屋，和他共同生活。拉裴尔和菲利普的大部分岁月都是在拥挤不堪的精神病院里度过的。回首过去，让·瓦尼埃说：“当时我丝毫没有想到这将是一个改变世界的宏伟计划。”

　　他认为自己、拉斐尔和菲利普可以像一家人一样，后两位可以挤进他老旧的汽车一起出去兜风。但就像圣经中的芥末种子，“方舟”的扩张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让·瓦尼埃坚持认为，那些有智障的人拥有许多正常人所缺乏的天赋，朋友们受其感召，纷至沓来。更多的房产被购置，更多的人从精神病院被拯救出来。现如今，全世界每个大洲都有“方舟”的社区，共146个，它们分布在35个国家，从孟加拉到布基纳法索，从爱尔兰到象牙海岸，从巴勒斯坦到菲律宾。

　　希特勒造访贡比涅森林，和让·瓦尼埃到达特罗斯利村，二者并非全无关联。二战爆发时，让·瓦尼埃才10岁。他的父亲乔治·瓦尼埃少将是加拿大驻巴黎公使，功勋卓著的老瓦尼埃曾在作战时失去一条腿。1940年5月，德军大举进攻巴黎，瓦尼埃一家被迫乘船撤到英国，再从那里返回加拿大。那次从法国波尔多到英国米尔福德港的海上之旅点燃了小瓦尼埃的想象，13岁那年，他便要求回到英国，进入位于达特茅斯的皇家海军学院。

　　大多数家长一定不会同意孩子这么做。要知道那是1942年，穿越大西洋是相当危险的。数百艘德国潜艇潜伏在水下，伺机击沉联军的船只。但老瓦尼埃显然不是一般人（回国后他曾出任加拿大总督），他告诉儿子：“如果你确定这是你想要的，那就勇往直前。”这让小瓦尼埃迅速成长，“既然父亲信任我，我就可以相信自己；如果直觉告诉我这么做是对的，我就会义无反顾。”

　　我们在让·瓦尼埃位于特罗斯利的客厅里交谈，他今年85岁了，白发苍苍，有些驼背，但身材依然高大，散发着活力与平和。无论是会见无家可归的人，还是国家元首，瓦尼埃总是身穿那件普通的蓝色夹克，他说话有力，长长的手指总在比划。困扰许多老年人的窘迫、遗憾、害怕、愤怒在他身上毫无踪迹。相反，他充满了生气，有一颗开放之心，渴望继续成长、学习，努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快乐。

　　我们谈话时，电话铃响了，瓦尼埃边接听电话边在记事本上用铅笔做着细致的记录。他家里没有电脑或iPad，笔和纸对他来说就足够了。数十年里，靠着笔和纸，他从未忘过一次会面，或者迟到过一次。瓦尼埃的纪律性极强，这源于他在海军的良好训练。

　　随着二战接近尾声，瓦尼埃发觉海军不是他梦想的职业。退役后，瓦尼埃选择了学术生涯，在多伦多大学教授哲学。他喜爱教书，却始终觉得这也不是上帝要他做的事。1963年，瓦尼埃前往法国拜访他的灵性导师托马斯神父，并寻求有关未来方向的指引。托马斯神父那时是一家精神病院的院牧，在神父的建议下，瓦尼埃访问了当地几家精神疗养机构，看到的景象使他异常震惊却也深受感动。“这种感动在我参观许多黑暗的地方（如监狱、贫民窟、麻风病人隔离区）时都感受到了。那些地方是可怕的，但正因如此，在那里发现的一丁点美好都特别可贵，让人惊叹。那些地方的人是与你我一样的人，他们的脸上有愤怒和痛苦，却也有着极度的温和。

　　每次参观离开时，都会有人问我‘你会回来吗？’在这句话的背后，我感受到的是一声声呐喊：‘我为什么被遗弃？我为什么不能和家人在一起？’他们太渴望爱了。”

　　有好几个月，让·瓦尼埃都在对智障人士的待遇进行调查。“我探访精神病院和相关机构，询问病人的家属，然后，我发现了一个‘悲惨世界’：这些人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受压迫和最被羞辱的一群人。他们甚至并未被视为人，而是被叫做傻瓜、疯子、蠢货、白痴……人们只要给他们提供食物和住所，就仿佛是在行善。”巴黎以东有一座叫圣让德瑞莫的精神病院，80个智障病人被锁在一栋水泥建筑里。他们整天无事可做，大部分时间就围成一圈走路。而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的智障人士也不一定能获得更多同情。在一处农场，瓦尼埃遇到一个十几岁的智障男孩，竟然被家人锁在一间车库里。

　　这些发现让许多人愤慨，有些人选择了奔走呼吁，催生变革。瓦尼埃则说：“发起变革没什么不好，但我只会按我的方式去做。我能做的就是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看看会发生什么。”在一家精神病院里，瓦尼埃遇到了拉裴尔和菲利普。两人完全没有谋生的能力，瓦尼埃决定邀请他们一起生活时，深知这将是一个终身无法变更的承诺，但他没有丝毫犹豫，他只想给菲利普和拉裴尔一个家，一个以他们为中心的地方。

　　瓦尼埃发现，拉斐尔和菲利普让自己重新焕发了活力，这是他在海军和学术生涯里都没有获得过的。拉斐尔儿时患上脑膜炎，理解力严重受损，只能说20个单词；菲利普得过脑炎，整天念叨着同样的事情，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两个人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有残疾，但和他们住在一起，瓦尼埃开始理解人性的真谛。“我们一起买东西、做饭、种花种草，三个人都过得很开心，常在一起哈哈大笑。在遇到他们之前，我的生活受我的头脑和理智支配，而他们唤醒了我心中的童真，我开始随心而活。”

　　虽然一开始瓦尼埃并没有宏大的计划，但他的所作所为却符合了时代精神。在法国和意大利，智障儿童的家长开始共同抵制大型精神病院。在美国，著名精神病教授沃尔芬斯伯格大力倡导智障人士“正常化”。社会服务部门为瓦尼埃提供了经济支持，希望他的“方舟”能接收更多的人。更让人鼓舞的是，很多年轻人想要加入瓦尼埃的行列，试图效仿他。瓦尼埃回忆说：“20世纪60、70年代是公社的时代，那时的年轻人都向往自由，想要摆脱政府的管制，嬉皮士大行其道。”有些年轻人只凭一时的热情参与到帮助智障人士的行动，但还有一些人却坚持了下来。就这样，“方舟”不断壮大，在法国其他地方、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开辟了更多的“方舟”之家。

　　世界各地的“方舟”社区不尽相同。

　　在孟加拉和巴勒斯坦，基督徒病人和穆斯林病人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在印度的“方舟”社区，大部分人则信仰印度教。智障人士是推动普世教会主义的最好榜样：这些可爱的人凭着本能分享生活，不会因教义或信仰不同而争执。所有这些社区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不是精神病院，而是真正的家，在那里，智障人士与正常人生活在一起，相互交流沟通。

　　“方舟”进入我的视线也是机缘巧合。早在大学里，我就有一位同学在毕业时放弃了大学助教的职位，说要去法国和智障人士一起生活。面对我的不解，她向我提到了让·瓦尼埃。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瓦尼埃的事迹，虽然印象深刻，但也觉得这种做法有点儿极端。几年后，我住在东京的哥哥嫂嫂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玛丽，但玛丽却先天患有唐氏综合症，心脏和肺也出现多种并发症，预计不会活过一个晚上。幸运的是玛丽出生在东京，那里的医生为她实施了手术，这样的手术在英国是不会尝试的。日本人把唐氏综合症患者视为特殊的人，称他们为“天使”。

　　玛丽还在重症监护期间，让·瓦尼埃正好访问日本。我哥哥去听了他的演讲，他在家信中写道：“如果你遇到聆听他讲话的机会，我劝你一定要抓住，他的圣德几乎是可以触摸到的。”我哥哥是位外交官，说话一向谨慎，所以，这样的文字着实令我意外。又过了几年，我在爱丁堡当牧师的表兄说起他认识让·瓦尼埃。“我想见他。”我说。就这样，我带着表兄的介绍信去了法国。

　　在那个贡比涅森林边的村庄里，我终于见到了“方舟”里的人们。他们都在“方舟”生活了多年，其中有的人像我侄女玛丽一样患有唐氏综合症，有的人像拉斐尔和菲利普一样，大脑在子宫里或者在婴儿时受过伤。晚饭后，我们围坐在篝火旁一起聊天，有人拿出一个破旧的喇叭，大家便轮流吹奏，笑声此起彼伏。

　　瓦尼埃的一名助手告诉我：“我无法具体证明，但我能强烈地感觉到，这些人比正常人更了解我、懂我。”在那里生活了几日后，我也有了同感。在拜访的最后一晚，我被自己所体验到的一切折服，心潮澎湃，决定去小教堂里静一静。在教堂里，我遇到了走路、说话都困难的迪迪埃，他静静地陪我坐着，把手搭在我的肩上，仿佛能读懂我心中的一切。人们常说，进入中年的好处之一就是，你不再对别人怎么看你感到焦虑。但多年前在“方舟”的那几日里，二十几岁的我就已经尝到了这种滋味。对于我的学识和我取得的成就，这里的人们毫不感兴趣，他们就想让我做我自己。

　　20世纪90年代中期，BBC制片人迈克尔·西蒙斯·罗伯兹造访了瓦尼埃的“方舟”。在制作一档和基因有关的节目期间，罗伯兹采访了多位科学家，他们认为给胎儿做B超可以提前预知他们是否患有某种遗传疾病和生理缺陷，这样父母们可以选择到底要不要继续孕程。但也有人持反对意见，担心这种“优生选择”会为人类的未来带去不好的影响。罗伯兹想为这种观点找到例证，他说：“我听说了‘方舟’的存在，了解到了让·瓦尼埃的观点——在一个健康的社会，就像弱者需要强者一样，强者也需要弱者。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触动。”

　　罗伯兹带着摄制组来到了特罗斯利村，花了一周时间进行拍摄。从第一天早上，他就对这里“不平凡的平凡”惊诧不已。“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聚集到此，照顾这些智障人士，他们有的不能走路、不能说话，甚至不能自己吃饭。这里没有白大褂，没有被制度化、被医院化，也没有为它的神圣做广告。他们就是一群想要生活在一起的人，爱的感觉几乎触手可及。我本人来自一个充满爱的家庭，我爱过也被爱过，但我从未遇到过一处环境，爱意能像这般弥漫。”

　　罗伯兹说，电影、电视制作人大多都比较玩世不恭，“我们的工作使我们必须保持客观，甚至是冷漠，你很难打动我们。但‘方舟’是个例外。当我们采访让·瓦尼埃时，他用了一个词来形容智障人士——传授温和的老师，这也是我们体会到的。这里的人对外在的伪装、教育、个人成就都不感兴趣，他们迫使我们摘掉层层面具，直到我们回归人性本真。”在那一周里，拍摄纪录片的初衷变得“几乎不重要了”，拍摄结束后，摄制组的一名成员甚至从BBC辞职，住进了“方舟”。

　　自首次拜访后，我便定期回到特罗斯利村。我和让·瓦尼埃渐渐熟识起来，经常开车送他去各地演讲。他给各种各样的人做演讲，有犯人，有商人，也有主教，他们不光是被“方舟”的故事，还被瓦尼埃富有理智和情感的沟通能力所打动。尽管瓦尼埃的礼貌和从容无懈可击，但我总感觉每次离开“方舟”，他都有点儿无所适从。

　　“没错，我的确有点儿不自在。”瓦尼埃说，部分原因是别人介绍他出场时的溢美之词。“我不想听到人们对我说‘您做的事儿太高尚了’，我总觉得他们的潜台词是，‘真庆幸承担这事儿的是别人，而不是我’。但正是和有些疯癫的人在一起时，我更快乐，更是我自己。我们那里的人都不受规则的困扰——着装的规则、做事的规则。我不想生活在一个千篇一律的社会里，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一样——都想赢，我不想把自己禁锢在这样的价值观中。”

　　还有一些人，他们钦佩瓦尼埃的所作所为，但同时也认为自己只是普通人，有家要养、有工作要做、有孩子要照看，至于改变世界，他们就无能为力了。瓦尼埃说：“这是因为人们不够自信。也许他们在生活中经历过种种挫折，这给他们留下潜在的抑郁想法——‘我的能力很有限’。但‘方舟’的核心理念是——每个人都是珍贵的，如果我相信每个人都是珍贵的，那我自己便也是珍贵的。大家都可以从我做起，去改变世界，即使只是改变自己看人的方式。比如你走在大街上，路过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你与其考虑‘要给他钱吗？’不如想想，你真的把他当人看待吗？”

　　面对未来，瓦尼埃是充满希望还是担忧呢？“方舟”成立50年来，经历过各种挑战：资金短缺，人手不够，越来越严格的卫生安全规定，某些国家正经历政治动荡，甚至是战争。瓦尼埃通过“方舟”组织，直接参与了过去半个世纪中一些较大的冲突，比如在爱尔兰、以色列、巴尔干半岛、卢旺达。我们这次见面时，他对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方舟”组织尤为关切。我回伦敦后不久，“方舟”在叙利亚的创始人就被谋杀了。瓦尼埃一生曾面对过无数困难，这赋予他一种务实的平和心态。“我们的世界是变化的世界。所以，我们要问的不该是‘未来是好还是坏？’，而是‘今天我该如何做才能实现自我、接纳与我不同的他人，并帮助其中的一两个实现他们的梦想？’”

　　今年春天我在特罗斯利的时候，一群年轻人正在“方舟”体验生活。往常安静的农场被嘻哈音乐和足球比赛扰乱。我坐在楼上誊写采访稿，一些年轻人围坐在楼下和瓦尼埃交流。我能听见他有力的声音和偶尔的沉默，但更多的是笑声。最终，瓦尼埃独自穿过庭院，向自己的小房间走去。看着他高大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我想起16世纪神秘学家、西班牙诗坛巨擘十字若望的一句话：“在生命的尽头，你将被爱检验。”

　　[译自英国《智慧生活》]

　　玛吉·弗格森/文

　　阮东/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