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诊室的故事

　　急诊室是苦难和不幸的聚集之地。在这里，大家从来不问“为什么”，就诊顺序既不按照社会地位排序，也不遵循先来后到的规矩，而是视病情的紧急程度而定。这就是纯粹状态下医学精神的伟大之处。

　　2013年，法国所有医院和诊所的急诊室向社会提供了1800万次诊疗服务。其中，有些病人并无大碍，而另一些病人却面临着死亡的危险。《巴黎竞赛画报》记者在巴黎大区拉里布瓦斯耶尔医院急诊室采访了整整一个月。

　　人们在那里等待，在那里焦虑，也在那里被治愈。急诊室的大门一直都为患者敞开着。

　　一位81岁的老人躺在担架上，盖着浅黄色的床单，嘴里只能蹦出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脏话，折腾好一阵子后，她不再说话，终于睡着了。现在是早上6点45分，是急诊住院部换岗和交接班的时候。五颜六色的帘子把病患们彼此隔开。32岁的护士芭芭拉叫醒了一位老大爷抽血，老大爷嘟嘟囔囔地抱怨着。但实验室的化验结果越早出来，他就能够越早地享受到住院部的一张床。“他受够了躺在担架上，”芭芭拉说，“如果患者的病情不能引起医生的关注，他们就得在担架上躺好几天，所有人都会闹脾气。”

　　从前一天晚上8点开始，被固定在2号诊室床上56岁的赛尔维一直在大声吵闹，镇定剂对她不起作用。她的脸很红，脉象很滑，还不停地喘着气，就好像在跑马拉松似的。要想给赛尔维打针，得两个人按着她才行。护士赛琳娜压住她的腿，同时，芭芭拉得一边跟她说话一边按住她的胳膊。芭芭拉有一头黑发，一双橄榄绿色的眼睛，特别像法国歌曲《吉姆的歌谣》中塑造的护士形象：“护士是天使，她们的眼睛是绿色的……”

　　此时，急诊室的服务台处人还不是特别多。护士托尼和莉莉安喝着他们之前没来得及喝完的咖啡。午饭和晚饭，医护人员通常都是在办公室一角吃点速食小吃。莉莉安回到服务台后面，她的电脑旁边放着给病人分发的号牌和一摞救生包。托尼正在莉莉安旁边记录病人的信息。他们上方的屏幕上，显示着用8种语言记录的治疗情况，除了法语、英语，还有阿拉伯语，俄语和中文。53岁的托尼是一位助理护士，他来拉里布瓦斯耶尔医院已经9年了。对他来说，在急诊室工作就像是“冲锋在战场第一线”，既需要评估病人的需求，回应焦急的家庭打来的求助电话，还要无数次地向爱发牢骚的人解释就诊顺序是按照病情的紧急程度来定，而不是遵循先来后到的顺序。他们很少听到“谢谢，先生”或者“再见，女士”这样的话。“通常都是谩骂，敲打在玻璃上、有时甚至是打在我们身上的拳头声。”托尼说。面对这些冲突挑衅，所有的医护人员都知道要保持冷静。他们通常都是采取幽默的态度化解矛盾，在巧妙应对的同时还保持着无限的耐心。

　　离服务台不远处，导诊护士接待着病患。左边接待自行前来的病人，右边接待救护车上医护人员或消防员用担架抬来的病人。瓦娜莎正在为一位自称上腹疼痛的老妇人检查。这名患者是希腊人，不会说法语，她的儿子在一旁帮忙翻译。当语言成为障碍时，手势、语气、眼神都是交流的辅助工具。瓦娜莎来急诊室工作已经8年了，她甚至自己建立了一个“日历表”：1月，是新年企图自杀病患的高峰期；2月，情人节自杀的患者多；3月，多是滑雪受伤的人；4月，第一批日射病患者和更多急性酒精中毒的人；一直到音乐节（6月21日）之前，会有一小段清闲的时间；再之后就是一批7月14日国庆节被爆竹炸伤的患者；然后是斋月期间血糖问题患者增多，9月是因开学而导致抑郁的年轻人；10月的万圣节也会有一批患者；然后是圣诞……以上这些都是常规病人，不包括急诊室处理的各个片区警察送来的袭击者和受害者。

　　在急诊室入口处，43岁的洛朗躺在担架上，脸上带着氧气罩，正在等待就诊。这个流浪汉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裤子上还沾着粪便污垢。洛朗服用了强镇静剂丁丙诺啡，他患有脊髓灰质炎，左腿有一部分已经坏死，伴有脊柱疼痛。他的情况非常严重：在获取了他身体的基本常数之后，洛朗被送到了急救室。

　　当医生试图给他脱衣服时，他开始抵抗。

　　“请你配合，帮助我们就是帮助你自己。”马克西姆对他说。29岁的马克西姆是一名年轻的正式医师，他主张为洛朗做一次气胸检查、超声波检查、和传染病检查，尤其是结核检查。如果他呼吸系统的病症不能减轻的话，洛朗可能有生命危险。医护人员之间有一系列完善的配合方法：在这里，良好的反应能力和默契的配合，是与临床知识同等重要的。医生和辅助医疗人员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工作中既需要某些人的经验，也需要某些人的知识。“这就像一个家庭一样，”马克西姆说，“离开了团队，你什么都不是。”马克西姆喜欢忙碌，去适应那些他掌控不了的事情。刚到急诊室工作的时候，他感觉像从“透明无菌罩”里出来一样，学习“人性的知识”，进入这个太多人都看不到的充满苦难的世界。马克西姆说：“面对痛苦，你只能忘掉自己的问题去应对它。如果你变得麻木厌倦或者玩世不恭、愤世嫉俗了，那你最好停止工作。急诊室是一所有关生命的学校。”在急诊室，需要将疾病放在其对应的背景环境下来考虑治疗。

　　这就需要了解病人的日常生活，了解病人是不是独居、是不是无家可归、有没有家庭、职业情况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影响医生对病情的判断，那些重要复杂的治疗更需要多了解一些。对马克西姆来说，不考虑这些事情，就等于置病人于危险之中。在急诊室，不存在只患有单一病症的病人。

　　急诊室是苦难和不幸的聚集地，那些在社会中不幸“遇难”的人在这里短暂地落脚，急诊大夫要照顾这些社会边缘的人群。贝特朗·加里松以前做过外科医生，后来转到急诊室，他在急诊室已经工作10年了，50多岁的贝特朗是急诊室的中流砥柱。每天午夜，等巴黎北站的迷路者滞留大厅一关门，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就会来到急诊室。今晚，一对年轻的巴基斯坦夫妇占据了等候大厅的两个座位。没有人赶他们走。入院处后面，3个流浪汉打着鼾，声音堪比火车头。私下里，医护人员并无恶意地戏称他们为“酒壶”。“急诊室是医院履行其救死扶伤使命的地方，”贝特朗说，“如果急诊室丢掉这项使命，那就太不值得了。当我们拒绝履行医院‘收容所’这一方面的职能时，我们也将失去灵魂。”

　　有一个担架上睡着一位少女。带有阿拉伯口音的她还未成年，却独自一人。她只是有点尿路感染，并不需要住院，但她说自己是从德国的家里逃婚出来的。警觉敏感的护士长乔赛特认为把女孩一个人扔到大街上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决定在第二天早上社会救助机构来之前收留她。这几天外科病人特别多，都挤到走廊上去了。“有时，我们得把他们像洋葱一样排成排，”乔赛特说，“有点儿惨，但也只能这样。”在这种杂乱的环境下，护士们应对自如。她们用床单和屏风把病号相互隔开，尽量保持干净和隐私。

　　这是年轻的内科医生贝阿特丽丝在急诊室工作的第8个年头，此时她正在一间诊室内为让-巴蒂斯特缝合胫骨上的伤口，他的伤口长5厘米，宽3厘米，骨头都露出来了。这个伤口是让-巴蒂斯特喝了3升啤酒后，跌到地铁轨道里造成的。贝阿特丽丝喜欢在急诊室工作，她喜欢这里复杂多样的病况、高工作效率、以及“根据症状而不是病理学”分析病情的工作方式。

　　大厅里，护士卡罗尔正从一位流浪汉手里夺过一个担架，流浪汉大声咒骂着她。卡罗尔回应说，这里不是在希尔顿大酒店，这里也没有“臭婊子”，只有护士。另一个座位上，一位老妇人的鼻子正在流血。护士巴斯蒂安请这位老人按照0-10的等级评估疼痛程度，可老人不知是耳聋还是听不懂，一直答非所问。和耳聋以及那些说话犹豫、吞吞吐吐的病人沟通，需要长时间交谈。要懂得根据病人组织语言的方式来分析他的需求。处理完了鼻子流血的老妇人后，巴斯蒂安又迎来了一位缄默的病人麦格丽，他更坚持用这种方法。麦格丽的面颊皮下出血、头上和胳膊上都有伤口。巴斯蒂安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麦格丽遭受了家暴。他询问是不是朋友打了她，麦格丽一开始不愿意回答，最后小声承认了。巴斯蒂安给了她一个可以为她提供帮助的专业机构的电话。

　　隔壁诊室，护士莫尼亚正在照顾消防员在长椅上发现的一名醉酒少女。她看上去只有17、18岁，身上没有携带任何身份证件，T恤和头发都很脏，沾着呕吐物。莫尼亚试图唤醒女孩，结果对方又开始大口呕吐。好在女孩的各项指数都很正常，莫尼亚只好让她在诊室外睡着。忽然她感觉有个人贴近她身后，莫尼亚惊跳起来——是流浪汉安吉，他下午4点刚离开急诊室，这会儿又回来了，左眼下边还有挨过打的痕迹。莫尼亚已经不想再见到他了。他就不能去附近的另一家医院吗？哪怕一次也行？莫尼亚打趣说该给他颁发一张这里的“会员卡”。莫尼亚一边处理着他的新外伤，一边强迫自己扯出半个笑容，对安吉说：“我可真是永远记住您了！”

　　早上5点45份，20岁的拉斐尔在急诊室结束了他一夜的狂欢。他血液内的酒精含量高达3.26克，护士推断他可能吸食了多种毒品。发狂的拉斐尔大笑、大叫、唱歌之后，想要逃走。必须得把他绑住，于是大家都被动员起来，就连急诊室保安都伸出援手。“让我尿尿！”他喊道，企图去咬芭芭拉，又一把捏住莫妮亚的手，直到在上面留下淤痕。护士长乔赛特总认为，通过暴力管理病人对医护人员的心理也有不好的影响，但有时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就在这番折腾中，整个巴黎慢慢醒来，“酒壶”们也酒醒了，是时候让他们腾地方了。护士们整理着床单，或帮助那些最不清醒的人系鞋带、穿衣服，保安在检查确认没有人藏在厕所里。等候大厅里，一位妇女拒绝离开，她的脚下放着一堆包，声称自己“在等人”，但是根本没有任何人来。外面，人行道已经湿了，今天天气很潮。紧闭的栅栏打开，急救车开了进来。伴随着黎明的到来，又一批痛苦、不幸和饱受折磨的人如期而至。

　　[译自法国《巴黎竞赛画报》]

　　弗洛尔·奥利维/文

　　李媛/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