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瓦尔德纳泽与中国（上）

　　谢瓦尔德纳泽是一位世界级的政治人物。他曾经担任苏联外长、格鲁吉亚总统，在这两个国家的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作为中国人民的诚挚朋友，他为推动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苏联从阿富汗、蒙古撤军，降低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的驻军水平，即邓小平反复坚持的消除“三大障碍”，从而实现来之不易的中苏关系正常化，为发展中国与格鲁吉亚的友好合作，做出了不懈努力，做出了宝贵贡献。

　　当我得知谢瓦尔德纳泽于今年7月7日辞世的消息时，并不感到突然，因为他在耄耋之年，体弱多病，生活待遇差，心情又不好，在思索人生中苦受煎熬，但我仍感到悲痛，因为我失去了一位深受其惠的长辈。他生前的鲜活画面，就像过电影一般，一个个浮现在我的眼前。

　　仕途顺风顺水

　　1928年1月25日，他出生于格鲁吉亚一个农民家庭。有一次，他得知我也是来自农村，便打趣说：我们俩不同族，但同根。他可谓一路仕途顺畅，29岁便出任格鲁吉亚团中央第一书记；36岁任共和国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以重拳打击腐败著称，在一个小小的国家，捉住了大小“老虎”两万五千余只，得到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的赏识；44岁就当上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成为苏联外高加索地区最显赫的人物之一；57岁任苏联外交部长；64岁当上格鲁吉亚总统。

　　两位识马伯乐

　　1985年3月5日，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他早已看出苏联外交的种种弊端，便决定先从人事安排入手，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有一次，他突然想起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请他出山任外长。谢先以不懂外交为由婉拒，后被戈的真诚所感动，答应到莫斯科试一试。他取代了任苏联外长达二十七八年之久、思想僵化的葛罗米柯。此举被称作一着妙棋，人们期待谢瓦尔德纳泽这匹“黑马”，能把苏联外交“拖出泥潭”。

　　戈尔巴乔夫急需缓和苏中关系，这是其外交新思维的基本内容之一。他与戈尔巴乔夫志同道合，出任外长后，在内部曾多次谈到苏中关系问题。据苏联朋友透露，他的有关言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苏中对立、对抗了2O多年，这对双方都毫无好处，相反，两国为此都付出了极为昂贵的代价。苏联本身就白白消耗掉了至少5000亿卢布，按当年的汇率算，达8000亿美元之巨。二、对于苏中两国关系的恶化，苏联方面也不是没有一点责任和过错。三、苏中关系的反常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应与中方相向而行，尽早加以改变。

　　在对华关系方面，他特别看重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主管中国事务的副外长，另一个是苏联驻华大使。在他的推荐下，戈尔巴乔夫任命罗高寿为前者，任命特罗扬诺夫斯基为后者。

　　罗高寿时任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著名汉学家，他换下了在中苏关系恶化时期有过诸多“不良记录”的贾丕才。贾丕才是苏联对华强硬派首领之一，在谢瓦尔德纳泽当上苏联外长后，他曾放出狂言：“要教会这个‘外来人’如何在谢诺-斯摩棱斯克广场（苏联外交部所在地）上工作。”罗高寿这一升迁，被苏联汉学界普遍看好，称之为改善中苏关系的一出高招。

　　特罗扬诺夫斯基是一位老资格外交家，戈尔巴乔夫原来想派他前往英国任大使（苏联领导人历来十分看重驻英大使一职）。特罗扬诺夫斯基长期任斯大林的英语翻译，当过苏联主要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柯西金的助理，多次随同他们到过中国。在他的不凡外交生涯中，有两个重量级职位：驻日本大使和常驻联合国代表，而且，在东京和纽约，一干都是九年。特罗扬诺夫斯基赴任前，戈尔巴乔夫本来要亲自向他交代任务的，但因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件抽不开身，便委托谢瓦尔德纳泽向他面授机宜：在北京要如实向国内反映情况，客观分析中国国内局势及其内外政策动向；实事求是地分析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提出改善两国关系切实可行的建议。

　　日后事态发展表明，谢瓦尔德纳泽这两名干将与他一道，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做出了宝贵贡献。可见，戈尔巴乔夫与谢瓦尔德纳泽，都是识马的伯乐。

　　中苏关系正常化水到渠成

　　1982年秋开始的中苏关系正常化政治磋商，由于3名苏联最高领导人在3年内接连去世，苏方没有下决心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长时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成了“聋子对话”。在谈判中，苏方代表、副外长伊利切夫往往夸夸其谈，软磨硬顶，避重就轻，而且喜爱“论战”，常想出些尖刻字眼来挖苦一番。根据谢瓦尔德纳泽的提议，戈尔巴乔夫任命副外长罗高寿为苏方新的谈判代表。罗高寿在谈判方式，用词与说话的口气方面，与其前任明显不同，愿意通过求实谈判来解决双方的分歧。

　　1987年和1988年，是缓和中苏关系的关键时期。邓小平会见外宾时，“密集式”对苏联领导人施加影响。据苏方人士透露，邓小平下面这番话引起了苏方严重关切：我目前身体还可以，各个主要部件尚好，不过，再过一两年，到了八十四五岁，就难说了，机会一错过，会见戈尔巴乔夫的事，只好留给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去办了。这是一张虚实难辨的牌，给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将来在北京见不到邓小平的话，戈氏对华外交就会黯然失色，他日后的访华，也难以收到巨大成效。在邓小平的不懈推动下，戈谢二人终于下决心迈出实质性步子，1988年底，中苏关系正常化水到渠成，戈尔巴乔夫于次年5月正式访华。

　　被邓小平识破的小计谋

　　1988年底、1989年初，中苏外长钱其琛、谢瓦尔德纳泽实现了互访，为戈尔巴乔夫访华做准备。这是两国外长自新中国成立40年来首次正式互访。

　　1989年2月4日，邓小平在上海虹桥国宾馆会见了来访的谢瓦尔德纳泽。老人家说出了已经成为经典的八个大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我在场听得，很是感慨：我们为他准备的参阅材料洋洋洒洒两三万言，唯独没有这句言简意赅的话。邓小平还扼要点明，与戈尔巴乔夫见面时，他大体上讲些什么，怎么讲，并说，讲清楚了，问题就一风吹。5月16日，他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时发表的那篇酝酿三年多，成竹在胸的谈话，便是这次谈话的深化与扩展。

　　谢瓦尔德纳泽在交谈中说，戈尔巴乔夫建议5月15日至18日访华，他与钱其琛外长已经谈了这个问题。他显然是想打个马虎眼，让邓小平确认上述访问日期，使之成为既成事实，然后避开苏方依然感到棘手的某些问题。邓小平当即识破了苏联外长这个小计谋，轻描淡写地说：两位外长谈话还没有结束，希望你们继续工作。老人家还幽默了这么一句：访问日期由你们两位来定，“我听你们指挥”。

　　在访问过程中，谢瓦尔德纳泽游览了八达岭长城。他对陪同的田曾佩副外长说，年轻时就知道有个“伟大的中国墙”，它修建于两千多年前，长达五六千公里，这是世界一大奇迹。游览时，这位苏联外长对负责接待的人员说，他饶有兴趣地听了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但他是学历史的，很希望从历史真实的角度，了解长城防御外敌入侵的一些具体情况，我方负责人一时答不上来。我的夫人当时给谢瓦尔德纳泽当翻译，希望他想出一两个战例来说一说，但他怎么也想不出来。谢瓦尔德纳泽对这次游览长城十分满意，对田曾佩说，百闻不如一见，今天到了长城，增加了许多见识。

　　积极促进戈尔巴乔夫访华

　　1988年秋，谢瓦尔德纳泽的两员干将——罗高寿副外长和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联名向他提出，如在《真理报》上发表一篇正面评价邓小平的文章，将会起到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谢瓦尔德纳泽认为这个建议很好，征得戈尔巴乔夫同意后，让《真理报》于8月12日，以显著版面刊登题为邓小平的政治画像长文，称赞这位中国领导人“敢于放弃已被实践证明不正确的那些决定”，“以其勇气及现实主义精神，开创出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翻开中国历史新的一页”。这是个不同寻常的举动，自然得到了中国高层的重视。

　　1989年3、4月份，北京的政治气候开始不平静起来，有些学生上街游行。在苏共高层，一些对华态度不积极的有影响人物，主张推迟原定于5月中旬进行的戈尔巴乔夫访华。谢瓦尔德纳泽让罗高寿和特罗扬诺夫斯基对此提出意见。他们二人力陈戈如期访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苏方如主动提出推迟此访，中方很可能将其无限期拖下去，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的会见就会成为泡影，他日后访华的意义将大打折扣。他们两人还强调，中国领导人完全能够控制国内局面，不会出现不测情况。谢瓦尔德纳泽同意他们的分析，认为推迟访华实乃下策，弊多利少，建议戈尔巴乔夫维持原议。1989年5月中旬，戈尔巴乔夫又如期访华，实现与邓小平的历史性会见。

　　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曾出现过两个特殊情况。一个是随访的个别“民主派”，主张这位苏联领导人到天安门广场，与当时聚集在那里的学生们见面，给他们“鼓鼓劲儿”。另一个是北京个别高校有人持学生签名信，到苏联驻华大使馆，恳求戈尔巴乔夫拨冗到校发表演讲。在内部研究时，对这两个突来之举，谢瓦尔德纳泽都持否定态度，这对戈尔巴乔夫访华顺利进行，起到了积极作用。

　　1990年底，谢瓦尔德纳泽宣布辞去外长一职，主要原因有二：一、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向左转，欲维护联盟于不散，而且放慢改革步伐。二、苏联军方指责谢对西方抱有幻想，让步过多。后来，他被戈尔巴乔夫好言相劝，留职到苏联解体，成了苏联“末代”外长。

　　（待续）

　　外交部原东欧司副司长 李景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