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瑞：一个荷兰猪农在中国

　　是不是老板不重要，是不是大老板更不重要。这里，大老板无拘，小老板欢迎，来“打酱油”的打工仔自由进出。为什么圈子又叫江湖？因为人人独自面对很多问题，常常倍感孤单、无助，有如独行侠士在黑暗中等待黎明。本栏目搜罗故事、趣事，也不拒绝糗事，参悟几许心得、经验，无论用得上用不上，唯望养猪人不至相忘于江湖。

　　2005年，荷瑞第一次来到中国，豁然发现，这里的养猪业所走的路，正是二三十年前荷兰走过的路，而且处于“快进”模式。

　　中国如今面临的环境、疫病、人力资源等转型升级的问题，荷兰养猪人也曾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作为过来人，荷瑞希望依靠自己的实际经历和实践经验，做中国养猪业的“冰山暸望者”。

　　短短四年时间，养猪人荷瑞（Harry Neulen）已经在中国养猪界结交了不少朋友，每次从北京、广东、四川等地的机场走出来的时候，荷瑞都可以马上见到来迎接的朋友的笑脸，黄皮肤的中国养猪人让他感到亲切。

　　见过荷瑞的人会产生这样的印象：这位来自荷兰的大个子有着欧洲人的直爽、友好和礼貌，什么问题都可以开诚布公地聊，分别时他还会诚恳地邀请对方去了欧洲一定要通知他，让他尽尽地主之谊。这样的个性为他赢得了不少信任和友谊。

　　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在荷兰走过的近30年的养猪之路，如今正剧烈地在中国重演，而且可能10年内走完，而荷瑞依靠自己的实际经历和实践经验，可以做中国养猪业的“冰山暸望者”，避免这艘畜牧巨轮撞到冰山。而这，正是荷瑞所在的“中荷实战养猪学院”正在做的事。

　　荷兰养猪人也不好找老婆

　　1960年，荷瑞出生在荷兰的一个小农场里，他的父亲养了30头奶牛，一家人过着平静又忙碌的生活。荷瑞也在农场动物的陪伴下长大，并潜移默化地对畜牧业产生好感。

　　16岁那年，根据荷兰的教学设置，上中学的荷瑞需要考虑专业方向的问题，“当时想法比较多，想做个厨师，但干这一行需要为别人工作，而我又是一个想自己创业当老板的人；如果像父亲一样养奶牛的话，就需要很大块的土地（才能提供足够的草料），可那时候地租很贵；后来想到养猪，考虑到可以在一个相对小、固定的空间养比较多的猪，而且整个生产流程比较可控，就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方向。”

　　观察了一圈周围农场的情况后，荷瑞进一步确定了养猪的主意，跟父亲进行了一场“男人对男人”的对话之后，得到父亲的支持，农场买进了10只小母猪，供荷瑞学习摸索养猪技术。

　　跟未来的谋生手段联系在一起，荷瑞对养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像模像样地学习和实践着猪的饲养、管理、繁殖的工作，每年都腾出6周的时间到周边的大猪场去工作，为自己的养殖技术、管理理念增加筹码。

　　1981年，21岁的荷瑞结束了自己的学习生涯，不改初衷地选择了养猪业。跟父亲借了一笔钱，把猪场母猪存栏扩大为100头。从那时开始，荷兰的养猪额度开始出现限制，荷瑞必须小心翼翼地把猪场先做强，才能慢慢扩大规模，做大。1993年，猪场存栏扩大为300头母猪。到1997年，母猪存栏达到700头，这个规模在高速前进的中国养猪业并不算起眼，但在欧洲已经算规模前列了。

　　有趣的是，以开放、平等著称的荷兰人对养猪这一行业也有一些职业歧视，从一开始起就为自己是养猪人的身份自豪的荷瑞豁然发现，养猪人在其他人看来并不那么“高大上”。“1990年，我在酒吧遇见我未来的妻子，当时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告诉她我是养猪的，一直到约会四周后才鼓起勇气坦白，”荷瑞介绍自己的“罗曼史”时说道，突然自嘲地笑起来，“事实证明这个延迟是明智的，我的妻子后来告诉我，如果我第一次见面就告诉她真相，她不会给我第二次约会。”

　　荷瑞的经历告诉养猪人，天下养猪人的悲喜何其相似，幸福即使迟到也会到来。现在，53岁的荷瑞跟妻子、两个孩子过得幸福满足。

　　养猪28年后，我把农场卖了

　　2009年，经过两三年的漫长等待，荷瑞提出的扩大农场的申请终于得到政府的批准，银行也对荷瑞的贷款申请开了绿灯，准备大干一场。出乎意料的是，三周以后，荷瑞却把农场出售了。

　　出售农场的起因，是荷瑞和妻子之间的一场谈话。“她说你要这么干的话我支持你，但请你再考虑一下，现在的投资环境是不是合适？”荷瑞介绍，当时的情况是，荷兰的养猪密度过高，1600万人口的陆地上，生息着1700万生猪，大部分饲料要从外面进口，而大部分猪肉都将出口，这种模式其实代价高昂。

　　为什么不到猪肉消费量大、饲料富足的地方去养猪呢？荷瑞在妻子的启发下开始反思。一个小时后，荷瑞决定把经营了28年的农场卖掉。三周之后，成功售出，卖了个好价钱。

　　实际上，荷兰的养殖环境已经开始走下坡路，“1990年开始，疫病开始多并复杂起来，行情的波动幅度也变大了，要保持最好的生产水平才能盈利。”荷瑞介绍，为了适应环境变化，他在猪场里很早就引进了自动饲喂、空气净化系统，对猪场进行全封闭改造，700头母猪的猪场仅靠他一个人和一个工人就可以搞定，高效率和低成本使他的猪场保持良好的盈利能力。到了2008年，他的农场的生产成绩已经达到PSY31.7。

　　“当时考虑扩大就是出于对自己的管理能力有信心，糟糕的环境迫使其他猪场退出之后，猪价就会好起来，”说完，荷瑞把手一摊，“但是熬过了大环境又怎么样，我的两个孩子没兴趣继承我在猪场付出的血汗。”这就是促成荷瑞把猪场卖掉的最关键原因。

　　荷瑞有其他选择，借自己的经验和能力，帮助更多的人养猪，间接地养更多的猪。他的目标是中国。2000年以后，荷瑞的猪场开始陆续接待来自中国的客人，他们由荷兰的企业带过来参观学习，有些人在猪场一呆就是三四天，是真正有心学到新东西。看着中国养猪人积极了解欧洲的养殖业发展，探寻着适用于中国的养殖方式，荷瑞突发奇想——这不就是我的市场空间吗？

　　加入中国养猪业“快进”模式

　　在来中国之前，荷瑞对中国有着西方人惯有的刻板印象，当他于2005年第一次来到北京时，顿时发现跟想象天差地别。“这里的城市、人们跟荷兰没什么太大不同，大家都能很自由、开放地交流，学习意识也很浓厚。”平和的氛围瞬间打消了荷瑞的疑虑。

　　但是观念的冲击还是有的，比如参观猪场时发现中国的猪舍喜欢建在水塘旁边，用猪粪养鱼，然后人吃鱼，这样的“食物链”对他而言很新鲜。中国养猪人的勤恳让他感到不可思议，在荷兰，猪场工人一周可以休息两天，哪怕老板自己干也要给工人放假。而路上开车的人疯狂的速度、巧妙的违规同时保证安全的景象，也超乎他的想象。

　　“很遗憾，但诚实地说，中国的养猪业跟荷兰相比，还存在一个不小的差距。”荷瑞描述自己对中国养猪业的第一印象说道。他举了个例子，看到中国的猪场或是没有纪录，或是有详细的数据纪录，但缺乏系统的管理体系，数据记录下来之后没得到很好的应用。管理粗糙，用药也经常过度。

　　不过，在发展速度方面，中国生猪业无疑让荷瑞大开眼界。“在荷兰30年走过的路，在中国很可能10年就走完了。”荷瑞预测，依据是中国养猪业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沟通、引用技术与设备，只要稍加引导，就可以迅速本地化。而他把自己定位成中国与荷兰养猪业之间的桥梁，整合资源帮助中国养猪业抹平发展水平上的鸿沟。这个共同愿景在一年前把荷瑞跟广东荷创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在一起。在一年的合作里，荷瑞几乎变成下猪场最多的外籍猪场劳模。

　　荷瑞对比荷兰的情况说道，在最近30年间，荷兰的猪场数量急速减少，土地租金、人工费用涨了三四倍，但猪肉的价格却在下降——类似的情况正在中国养猪业重演。“只有最强的、能适应改变的猪场才能生存下去，在未来十年可能有不少猪场将被迫退出这个市场。”荷瑞注意到，目前很多猪场都注意到了这个危机，他们表现出来的学习意愿、尤其是年轻人想到欧美实地参观学习的愿望很强烈。

　　于是，中荷实战养猪学院准备从2015年开始进行一项猪场游学项目，用小组学习（在6人以内）的方式，先在国内做一些知识储备，然后再送到荷兰进行实地操作实践，全程由荷瑞陪同。

　　11月27日是西方的感恩节，正在接受农财宝典记者采访的荷瑞开心地告诉记者，自己感恩的事是可以来到中国，跟荷创中国的同事一起，加入中国养猪业转型、加速的进程中来。另外，他的儿子正从荷兰飞来中国探望他，荷瑞打算好好向儿子展示一下自己在中国的外籍猪农的生活。

　　《农财宝典》记者 林远康 张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