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国、民两党的秘密钥匙

　　谈及智库，从必备元素来看，一个好的智库，必须要有充足的经费支持、适当的专业人才，以及尊重专业自主的内外环境，最后，则是智库所提出的意见，能够在现实政治场域中，对于领导决策产生实际的影响力。

　　六大特性，打造高端智库

　　事实上，如果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智库根本难以维持运作；如果没有适当的专业人才，便不足以产生具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如果缺乏尊重专业的内部及外部环境，智库所提出的意见，就可能不会被重视，或出现内容偏误或倾向政治正确的情况。最后，若智库所提出的意见不足以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影响力，或形成辅助决策的参考依据，那么，智库的存在价值，也就变得相对有限。

　　尤其，当今人际关系越趋紧密，世界发展也更加复杂，面对的挑战与问题也越来多。相对于以教学及研究为主的学术机构，政府部门在因应各种现实问题及困难挑战时，除了维持平常的基本运作外，也需要各种体制内甚至体制外的专业智库，适时提供有效及具可操作性的政策意见。

　　而每个国家的智库发展情况，也不相同，这或许与每个国家及地区的发展程度，以及当地政治社会环境或文化传统有关。

　　像是美国，不仅有政府设置或长期资助的智库，更有许多是由民间企业家所捐助成立的智库，如比较著名的“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基金会”及“传统基金会”等，而且这些智库经常能够在一些重要政策议题上持续发挥重要影响力。

　　甚者，在一些西方民主定期选举体制的国家，一旦出现政党轮替或官员异动时，这些智库也能够成为吸纳、收留这些具有特殊专业政治人才的重要场域，让这些人能够继续从事相关研究，发挥所长，继续为其社会及国家服务，甚至在一定时间之后，又再度重返公职服务社会。

　　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智库发展是否良好，与当地政府及社会文化是否重视智库价值，是否鼓励各种专业智库机构的设置具有一定关系。此外，除了来自政府的经费资源外，有关税制等法律规定，也会影响民间对于智库的支援程度。

　　个人以为，一个好的智库，应该保持以下几个特性：

　　第一，客观性：简单而言，就是要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尽管政策或政治立场具有特定的价值倾向，但对实际情况或问题的理解及掌握，不能因主观立场而扭曲或作假。

　　第二，周延性：对问题的掌握，要尽可能地考虑到方方面面，应超越个人好恶，尤其应对可能出现的“偏听偏信”或“集体思考”情况，要始终保持高度警觉性，避免其发生。这点，也是为什么有些领导人有意识地不会只听从单一智库或单位所提供的意见，甚至特别重视不同意见的声音。

　　第三，整合性：有多问题并不能只考虑问题本身，也必须同时考虑许多连动或附带影响变数。如一件开发案，不会只是涉及经费及工法，也必须同时考虑对环境承载及对当地自然人文环境的影响。换言之，也就是要注意系统整合的问题。

　　第四，独立性：专业研究要尽可能排除来自机构内部及外部的各种不当干扰，包括各种可能预设的政治或政策立场。这些因素，往往容易造成研究成果缺乏客观性及可信性，甚至沦为替已预先设定立场的背书工具。

　　第五，现实性：我们对智库，通常会期待其能够回应我们所关切的现实问题，并提出有效可行的行动方案或政策建议；也就是掌握现实问题本质的同时，也要能够提出因应问题的实际方案或政策建议。

　　第六，前瞻性：除了因应当前问题外，一个好的智库，更应具有前瞻性的战略视野，能够预见未来可能发展趋势或出现的重要问题，并提早提出事先预警及因应方案，而不是忙于收拾善后，或仅是应付眼前的问题。

　　寺庙神像遍地有，民间智库成长难

　　用上述构建智库的核心元素来看，台湾智库的发展并非完全进入黄金期，这几年，台湾各界对智库的重视程度虽有增加，也有许多智库、基金会甚至协会纷纷成立，但能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智库，或更具体地说，特别是对目前台湾政坛主要政党产生重要影响的智库，毕竟还是相对有限。

　　例如，国民党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过去是由连战先生所主导，原本还有一批政务官及退休将领在其中。如今，本届新主席朱立伦上任后，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改组，至于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效果，以及其与朱主席岳父高育仁先生的“廿一世纪基金会”两者之间，双方如何分工或互动，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至于民进党部分，主要是以隶属党中央的“新境界文教基金会”为主要核心，包括蔡英文上一次总统大选时所提出的“十年政纲”，以及本届小英重掌党中央并代表民进党竞逐下届总统，其有关政策议题的处理，也主要是透过新境界智库这个机制在运作。

　　至于两千年民进党执政后成立的“台湾智库”，以及辜宽敏先生成立的“新台湾国策智库”，近年来扮演的角色相对有限，以往所发挥的公共性角色或者活动能力，似有呈现弱化趋向，未来发展同样有待观察。至于李登辉先生主导成立的“台湾综合研究院”，也是面临同样情况。

　　如果视野不局限于与台面政治团体有关或具特定色彩的智库，则除了政府或学术机构外，民间比较有名的涉及经济领域的，则有“中华经济研究院”及“台湾经济研究院”两大智库。

　　然而，即使这样相对老牌的智库，也需要经常申请或承包政府研究计划才能生存。如何维持其运作及研究成果的独立性与客观性，能够免于政治力的不当干扰，使其保有可为社会所普遍信赖的公共资产，则需要予以重视及关注。

　　如果我们打破对一般传统智库的思考，其实台湾有许多的非营利组织（NPO），也经常在特定议题上发挥一定程度的“智库作用”。他们经常透过各种形式途径，如召开记者会、发表出版品、立法游说、游行活动等管道发声，对特定政策议题发挥一定程度的影响力。

　　举例而言，像是比较活跃的环保联盟、劳工阵线、全民监督健保联盟或一些产业工会，也经常就相关议题提出诉求，甚至彼此间形成合作串连，以对政党及政府等政治部门发挥集体政策影响力。

　　比较可惜的是，尽管智库发展对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及民主政治的健全具有重要价值，但相比之下，台湾许多民众及企业，似乎还是比较愿意捐钱给寺庙或宗教团体，或是个别的政治人物，而非资助成立智库或这些NPO。

　　所以，台湾到处都可以看到很多庙宇或神像，但具中立性及综合性的重要民间智库，则似乎不容易找到。

　　2016，智库与民进党的秘密锁匙

　　毫无疑问，民进党中央设有他自己的相关政策部门，以及新境界智库（下设：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因该智库隶属民进党党中央，成立以来颇受历届党主席重视，也成为党内重要政策议题处理平台，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相对的，前述有关带有偏绿色彩的其他智库，其对民进党的政策形成不是完全没有影响力，但相对已属较为边缘或次要，甚至某些智库成员也可能已受邀参与新境界智库乃至党务运作，故政策部分主要还是会以新境界智库为主。

　　尤其，本届新境界智库执行长林全，也是党主席蔡英文长期倚重的政策幕僚，许多内政及涉外议题主要都是透过这个智库平台在进行运作。可以预期的是，上次总统大选的“十年政纲”系由此出，后续为因应明年大选而准备的各种政策文件，也将倚重此一智库来产生。

　　而不论在野或执政，民进党除了自己的新境界智库外，应该还是会加强与其他专业智库及NPO的合作及沟通，以发挥更强大的政策整合及规划能量，同时兼顾政策的现实性、周延性及前瞻性，方足以更有利于因应眼前各种改革及挑战。

　　采访整理：卜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