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智库大搜索之下，我们发现了一路遥遥领先的美国智库，不仅影响全美社会舆论，更直接参与民主、共和两党的对内公共政策、对外外交政策的制定，恰如老牌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之流；也有类似加拿大智库这样接连倒下，在市场浪潮的刺激下不得不退出；更有内地随着习大大的一片真心期待，一句肺腑之言：“今后重点建设50至100个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内地近两年掀起狂热的“智库浪潮”。而反观澳门，似乎还未想到有智库这件事，更别提“澳门智库那些年”了。我们一直纠结于轻轨氹仔段到底何时通车、轻轨的官司政府又如何跟业界打；我们也不忘记在赌收下跌一年之际仍高呼口号：“经济多元化、非博彩元素”。面对社会一连串震荡，政府推出的一连串政策，公众除了宣泄对政府的怨言，似乎没有了其他发泄口。
不少社会评论家将矛头直指是政策不符合澳门实际，是政府不作为，特别是“万年罪人”的运输工务司，其实社会公众的期待与政策不符，甚至背道而驰并不是新鲜事情，动辄得咎来归罪政府的政策，似乎没有完全对准“靶心”。既然当下社会对交通、住房、物价、经济政策等多有怨言，何不真正的面对政策，接受问题背后所在，只有如此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最终放下问题。今天台面上所有的政策当然全部来自于政府公职部门的公布，但实际是不是坐在办公室中的几位司长简单决定的呢？果真如此的话，罗立文司长在立法会答询大会上也不会被叮的满头包？特区政府是政策的发布方与执行方，而真正的政策建议与制定方确是其背后的智库，官方机构上有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管辖及指导下运作的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室，宣称要评估、制订及跟进公共政策、发展计划及方案，向行政长官提供属技术及组织性质的支援，以期实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高效决策。此外，更有向行政长官提供资讯，让其了解澳门特别行政区发展面对的问题和挑战，以寻求解决办法的功能。
但事实又是如何呢，来看一看，刘本立主任5月在立法会质询会上对李静仪议员关于人口政策的答复，让人哭笑不得，刘主任大谈“一九九四年的澳门，人口密度曾达每平方公里二万零五百人。而且，过去数年，人口密度长期保持在一万八千人左右。在九十年代，我们感觉不到很拥挤。但是，现在为何感觉到呢？可能，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对啊，就是因为情况复杂才寄希望刘主任和政研室作为澳门“最强大脑”的代表去找找复杂情况究竟是什么，原因又是什么？否则政府大把的公帑来供养出“不知所云”的智库首脑与“不知所谓”的政策，既害了特首的施政，又让全民共同为这些“不知”承担后果，齐齐买单。
再看民间，各大高校智库、中心、研究所云集，按密度来算，澳门这3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掌握如此密集的“澳门高等头脑”也是实属罕见，大量的政策委托给高效研究机构、民间智库等。奈何，现下年年派钱不仅让居民乐在其中，更让各大机构争抢资助乐此不疲，更有政府派的欢乐异常，拿着钱财大饼到处雨露均沾，智库差点变成金库！街头不时遇到一些年轻的学生挂着某机构的调研牌，问问你再问问他，某些机构哪管什么概率抽样、不等概率抽样（偶遇抽样）的要求，随便抓到个受访者直接赶紧拿下一单，如此一来，又何谈样本丰富且真实呢，加之在研究室中秀才不出门，网络搜一搜，随便一篇澳门大报告又出炉了，看得政府手忙脚乱，更让居民一头雾水。
现今，澳门政府各项政策几乎无一不是依靠官方智库或者民间智库、社团，美其名曰倾听民意、注重专业，可真正政策的可行性又在哪里，看看国外优秀经验或者失败的挫折，澳门当下交通、住房、物价等领域的选择题想必不是那么难选吧，究竟是政策失序抑或政府失职，还是背后的智库失灵呢？一切的答案，不妨政府、智库、公众一起来找找，毕竟覆巢之下无完卵！
文/悟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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