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迈向一流智库，谁人之觞？

　　长远来看，澳门的各类智库需要提升整体研究能力与水平，否则难以满足政府及公众的期望与需求。鉴于智库在公共政策中的重要角色，澳门智库发展长期处于相对不均衡的状况，因而为了更多地培养一流智库，制定一流政策，澳门当下必须强化智库建设。

　　中美智库，风格迥异

　　智库在世界各国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国很多政策趋于合理，也是得益于美国的大量智库，其智库是目前全球发展最为成功也是最成熟的模式，其中知名智库不乏少数，例如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on Foreign Relations）、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等。而智库的类型又可以区分为经济、政治、公共政策、国际关系等方面，谈及类型与特色，当前智库运营较好的就是美国。目前，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对全球智库有过相关梳理研究和排名，其中排在前十名的大多是美国智库，当然英国也有著名的（Chatham House）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而走进美国的知名智库，可以发现其中人才济济，很多资深研究员都曾经直接参与过政府决策，再藉助“旋转门”式的机制安排，诸多政治任命退下来的政府人员又进入智库服务，利用已有的丰富经验和智慧帮助政府找到更加合理的政策，而美国的这种运作模式其实是较为合理的安排，让智库扮演了不是政府却又贴近政府的角色，与政府间保持广度的良性互动，虽有党派色彩，又能相对独立，因此其智库发展走在了全球前列。

　　而目前国内的智库发展缺陷也能凸显美国智库的优势，因为实际运作中，国内的智库大多是政府部门或者准政府部门，负责对政府的相关政策进行系统的解释、宣传、合理性诠释，当然也有些政策性建议，但很少能够拥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那种功能，当然国内还是有些内部智库，主要对各种信息进行梳理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供对内决策参考，外人无从知晓。而在美国，智库不仅要从事高水准的政策研究，更要对重大问题进行长线思考，并肩负着教育公众的重责大任，从而影响整体决策。因为在政府首脑民选的社会中，公众的舆论直接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取向，所以很大程度上，智库的另一种功能就是社会功能：引导公众，帮助公众更为理性地了解某一个问题，而不是孤立的讲一个主观的观点，从此看出智库的功能不仅只对决策层起作用，而且也藉由公众的渠道能够使公共政策更加贴近社会。美国大多数智库都能够出色的肩负起社会功能从而发挥关键影响力，虽然不排除智库中有资深研究员在内部直接参与当时政府的决策制定，但是基于保密需求，不会当时直接向公众透露，但美国智库从事的多数事情都是公开透明，这也是其一大特色。

　　由于诸多原因，中国大陆的智库发展相对滞后，经常出现“有智无库”或者“有库无智”的尴尬局面，普遍存在各类智库研究的同质性很高，再加上探讨、研究问题的人力投放不够，导致中国现在的公共政策制定经常会出现一些不必要的失误，付出更高的社会成本。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智库是使得国家的公共政策、对外政策更加合理，更加高效，更少弯路，更少失误，更容易被社会接受，而不是加重政策负担。智库与决策者关心的问题有一个明显区别，决策者更看重眼前的问题，希望就当前棘手问题找到答案，而智库在关注当下问题的同时，更加从中长期的视角思考问题，提出长线发展规划，透过思考一些大问题，来引领未来发展。当然也需要关注当下现实，但更侧重中长期，因为智库在其功能的设定上就是关注中长期、长视角、宽幅度的问题。实际上，在中国，有很多智库机构也不乏研究人员，但是缺乏深度的研究报告出台，当中自然存在几个问题：第一，高水准专业人才缺乏；第二，机制上更多的受政府管控，研究思路受限，影响智库独立思考；第三，中国智库在行政体制上不知如何搭建，官方智库与高校研究机构行政化现象较为严重，忽视了让学者选择自己认为重要的课题进行研究这样的关键准则，在考核评估机制上并未向学者倾斜，学者在研究过程中独立思考和政策支持均有相关限制；第四，就是在资金上，金钱来源单一，绝大部分来自政府直接拨款。而反观美国大多是来自于民间捐助，智库的领导会进行常态性的募捐活动，而且在美国的体制下也形成了有钱人愿意通过智库来研究某些特定问题的趋势，从而形成良性循环，避免单一力量主导并干预智库的研究。

　　服务本土，推广澳门经验

　　而回归到澳门本土，一直致力于迈向亚太区域内一流智库的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肩负着服务澳门当下问题、服务澳门社会的责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澳门研究中心的自身定位有两大基本任务：第一做好理论问题的研究，推进“澳门学”的研究和发展，从学理上梳理和提炼澳门经验，寻求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体系，用构建地方知识体系来丰富对全人类具有价值的知识和智慧。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澳门本土学者结合当时内地研究澳门的学术力量就已经展开了相关研究，澳门基金会多年的大力支持也对“澳门学”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随着回归后，澳门本地的研究力量逐渐增强，很大程度上加快了研究、梳理、提升澳门四百多年经历和地方知识体系建立的进程，进而使我们能够提炼出一些富有价值、具有全球学理意义的澳门知识体系。第二就是为澳门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建议，而且是有学理支持的政策建议，从而促进澳门社会长远稳定和繁荣发展。

　　澳门研究中心在进行上述两大任务之时，除了承接政府委派的相关问题，比较关注的就是澳门当前的一些社会民生问题、行政改革中的问题，例如：居民如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未来澳门中长期发展战略，区域整合如何有效进行，澳门如何参与横琴自贸区发展，澳门怎样构建、发展“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在中国“一带一路”大的发展背景下，澳门又能扮演何种角色；中葡贸易平台如何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升级和实体化等。可见涉及到澳门当下以及中长期发展的议题不在少数，也更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解决。我们希望将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打造成为亚洲地区一流智库，不仅服务本土，更能为世界政治、文化体系提供澳门经验。而在具体操作层面，中心的编制人员并不多，更要重视自身作为一个平台，如何吸纳整合现有资源来完成相关探讨。比如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有很多研究澳门的学者，涵盖历史、经济、犯罪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而其他各个学院同样拥有将澳门研究与世界研究结合的资深学者，以中心为平台整合这些学术力量，以课题为导向，有利于更好地进行研究。在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探讨中，需要跨学科的研究，用多学科、跨学科的力量来研究某一个问题也是当下全球智库发展的总趋势。中心在此方面大量投放资源，作为整合的平台，整合教育、法学、工商管理、人文、社会科学等各大学院多方面的学术力量，针对澳门当前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如民生问题，如何一方面希望游客前来澳门，另一方面随着承载力出现较大压力又如何解决。这些民生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成为澳门研究中心作为一个智库需要深入思考的方向，因而中心在选题上更加注重澳门当下实际的问题，力求为政府与居民提出政策建议与方案。

　　回归到智库的另一个功能：社会功能。中心在对一些问题深入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公开自己的学术成果，更要引导公众，邀请澳门民众参与相关研讨，使得对某些公共政策有兴趣的公众能够更加系统、更好地了解相关政策，这也对政府的决策和整个社会发展起到一个良性健康的互动作用。澳门研究中心藉助每年多次公开的座谈会、研讨会，同时“澳门学”国际研讨会先后在北京、里斯本、澳门等地举办。通过这些活动将澳门本土学者的研究成果向社会推介，给予公众更好更全面地了解政策与研究的机会。

　　当政策需要面向公众与政府时，往往就必须从最为社会关切的问题着手。时下澳门面临的较为迫切的问题就是年轻人买不起房，公屋建设比较滞后，房价高企，成为制约澳门社会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因而房屋议题变成了公众关心、政府棘手的问题，澳门研究中心就此问题接受了政府委托，展开了“澳人澳地”的调查，目前政策报告已经完成提交政府，政府也在根据多方意见进行系统评估，这对政府在解决澳门人置业购房难的问题上做出的未来决策具有参考作用。在这项研究中就成功结合法学院、社会科学学院、澳门研究中心的研究力量，从而完成一个系统的多面向的评估报告。当然中心也有很多类似的政策委托研究项目，甚至有些问题更加微观，比如宠物的管理问题或者问卷调查某一个具体社会议题。其实，近年来澳门的公共政策进步不少，决策既要有效又要公开透明，能够反映公众的诉求，所以时常需要学者参与，提供智力支持。

　　独立客观，力求制度化

　　而这种智力支持，恰恰分布在澳门多个智库中，细分之下，澳门智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是政府机构的官方智库：例如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室；第二则是分散在几所大学里的智库，比如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相关研究中心，在澳门大学内部也有多个研究所，包括博彩研究所、南国人文研究所、中国当代问题研究所、中葡关系研究所、全球与公共事务研究所，这些研究所都是高校智库，其中综合性研究澳门问题的就是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第三类就是一些社团组织扮演智库的功能，例如群力智库等；第四类就是类智库的组织，比如澳门学者同盟，澳门发展策略中心等，起到了准智库的功能，实行没有被制度化的准智库的相关活动。总的来说，澳门官方、民间、大学的智库数量是足够的，但是否能切入当前问题的实质，是否及时提供高质量的研究报告，有没有扮演民众期待其扮演的角色，仍然需要深思。就此可以从两方面看，第一智库对政府公共政策确有影响，公众并非对公共政策本身不满，而是出台的政策与其期待有了差距而产生不满，第二学者在提供建议时是不是真正反映公众最基本的诉求。外界多认为智库的专家学者都只是在帮政府，其实不然，智库的作用要相对独立公正，政府给予智库空间提交建议，而智库提交的意见往往有些“逆耳”，而且政府本身在委托处理时没有预设特定立场，所以政策建议的出发点都是对澳门长期发展有建设性。在实际的社会运作中，公众与专家对某些问题的看法确实存在实际差距，若是为了迎合民众的需求，就违背专业性与独立性的规则，也很容易陷入民粹主导政策的陷阱，因此社会仍然需要相信智库的专业性（professional）。不可否认的是，也存在一个突出问题：研究团队的水准是否能达到使政策同时让政府与公众两方满意，这也是澳门大多数智库必须努力的方向。长远来看，澳门的各类智库需要提升整体研究能力与水平，否则难以满足政府及公众的期望与需求。

　　鉴于智库在公共政策中的重要角色，澳门智库发展长期处于相对不均衡的状况，因而为了更多地培养一流智库，制定一流政策，澳门当下必须强化智库建设。第一，政府高层、大学高层加强对智库的重视，有了领导层的重视，是未来的基本保证，通过常态化、制度化的建设，避免冗长的行政程序等。第二，则是在资金和人才培养上进行更合理的安排。目前政府对很多课题的发放过于分散，从一定程度上看这是广泛了解民意的一种管道，但是重点应该向专业智库倾斜，强化民意与专业性的对接，如此才能集中较为有限的资源，针对相关问题做深入研究；也有必要让专业团队有效整合，避免分散力量，与外界进行强化协调、协作，从而促进政策制定的科学化、专业化与民意化。

　　采访整理：卜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