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需要什么样的官员？

　　行政长官在立法会发表新年度施政报告后的一段时间，按照惯例，政府五司首长须亲赴立会，在各自管辖范畴与一众议员展开施政方针辩论，被视为是“施政大考”。4月中，横跨两个月、共十二日的施政辩论终于结束。作为新一届政府成立后的首次施政辩论，本澳社会各界都关注新任司长登场，会与一众议员发生何等“聚变反应”，爆出怎样的唇枪舌剑？除此之外，新任司长的集体处子秀，将向外界展示其个人风采，带来的新风气能否体现“崔氏新政”的时代脉动，也是备受瞩目的焦点。

　　从制度设计上讲，特首发表施政报告后，作为执行层的五司，到立法会进一步解画施政报告中提及的各自领域的工作重点，答疑解惑、争取认同，是行政机构向立法会、向澳门社会宣讲公共政策、施政计划的最有力手段。今年的施政辩论，在十二天的时间里，五司首长轮番上场，就政府施政、经济、社会及民生等问题和议员一一辩论。总体上看，新一届施政团队“有态度，有风格，有进步”，尤其是坦率直白的风格，为本澳官场近年来所少有，让人印象深刻。

　　行政法务司司长在面对行政改革议题时坦白直言，“精兵简政是长期、复杂的工程，我没有点石成金的本事”；保安司司长黄少泽在立法会施政辩论会议上指出，“只要有法律滞后，便有执法的无奈”；财爷梁维特在谈及现金分享计划时，直言不讳“虽然我都不想见到，但必须实事求是，真的会比一三、一四年低”；社会文化司司长谭俊荣在回应议员有关官员问责时公开承诺，如果他“做得不好，会自动请辞”。

　　运输工务司长罗司更是将这种坦率直白的风格推向高潮。罗司快人快语、有一说一，大叹“工作太多，星期一返到星期七都做不完”，至于社会对“龟速批则”的批评，罗司更是爆料，（并非主观拖慢）政府行政程序很多，诸多工作都拖迟。针对运输工务领域的种种难题和困窘，在承认客观因素外，这位司长坦陈属下部门有“不肯担责”的官场文化，令施政效能处处掣肘。

　　应该说，通过今次的施政辩论，新一届的特府施政团队给本澳社会带来了一股“小清新”，虽不至于洗心革面，但至少官话、套话少了许多，既无回避矛盾，也无掩饰问题，更没有以“闪烁其辞、答非所问、避重就轻”的官腔官调来搪塞悠悠之口，表现出的坦诚和直率，令人耳目一新，而且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过去，因运输工务领域与普通市民息息相关，因而亦是民怨最重、火药味最浓的领域，每每府会交锋，剑拔弩张是常态；而本次，立法会主席贺一诚都点赞“司长回应好坦率，相信在座的议员都会好感慨，司长是实事求是处理本澳现时面对的问题”，不少议员更是为罗司出谋献策，一时间，府会一家，齐心为澳。期待中的社会共识，在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的前提下，居然在立会得以实现，虽算不上奇迹，但至少也是罕见。

　　比之于过去有官员“硬着头皮过堂般”的艰难，本次立会施政辩论的戏剧性一幕，显然在提醒我们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澳门需要什么样的官员？

　　一、澳门需要野会说话冶的官员

　　表面上看，司长们本次的漂亮亮相，最直接的变化是话风文风的全新转型。话风文风是人们判断一个政府的行政文化、施政能力及回应能力的“晴雨表”。坦率地说，在澳门，丑陋的官话套话已经形成稳定的话语系统，与其政治文化的僵化有关。曾几何时，本澳官场的虚话、套话、雷人之语蔚然成风，这本身就是官场生态恶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官字两张口，本澳某些官员在面对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时，要么假大空，要么闪烁其词、不知所以，究其原因，无非是避重就轻，明哲保身，这充分暴露了本澳官场生态中漠视民生的一面，也说明了官场生态与社会生态的格格不入。

　　从某种意义上看，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种话语关系的社会，人们之间的理解和沟通都需要通过语言来实现。语言方式的差异，以及背后折射出的文化因素，都会对群体之间的理解和沟通产生重要的影响。

　　有学者指出，“价值的社会契约、重叠共识则本质上都是一种依赖于语言的契约。视域融合、合理交往更是从解释学的角度把语言看成我们交际世界的基本方式，语言和理解之间有着根本的联系”。

　　毋庸讳言，澳门的官场语言带有较强的官僚主义色彩，一些政府官员，习惯于传统行政话语的语言方式，自说自话、空乏无味，不顾及听众的感受，必然在“公共舆论的话语体系中与民间话语产生隔阂，最后给政府和大众之间的沟通、交流和相互理解制造障碍”。这种语言方式，使政府回应缺乏亲近感，甚至让人反感。

　　在本次施政辩论中，有局长在回应“看病难”时语出惊人。这位局长感叹，澳门人其实好健康，好长寿，但近年急诊病人呈几何级数急增，“去年全澳使用政府免费医疗服务共有568万人次，包括使用公立医疗体系服务，私立医院和非牟利机构的购买服务，以至医疗券等”，连原定应付五年需求的新急症大楼亦不敷应用，“不明哪来这么多病人”、“点解（居民）要看那么多次医生”，继而，他得出结论，澳门居民太容易就医，并非“睇病难”（看病难）。

　　局长的一番言论，瞬时在社会激起涟漪，有声音质疑其言论不负责任，更有声音指出“568万人次”的水分，“看病总数按全年摊算，得出日均1.5万次。那么，问题来了。若每天1.5万人次前往看病，现有提供免费服务的医疗机构应付得来吗？人龙又要排多长？”（春华）。对于如此显而易见的水分数据，局长还拿来在立会上解画，足以说明本澳官场语言系统的僵化和官僚。

　　然而，该局长的“雷语”还远非最糟糕，至少还有数据、有观点，在过往的立会施政辩论中，总有个别官员“乏善可陈的解释，空洞苍白的辩解”，既“辩”不明方向，也“论”不明政策，尤其在面对议员的质疑时，答非所问、巧言令色、文过饰非，即使被戳及痛处，也脸不红、心不跳，要么假大空，无实质内涵；要么闪烁其词、不知所以，王顾左右而言他；要么技术性“拉布”，搬出专业术语，喋喋不休地解说具体操作细节，反正一年也就2天时间，没等介绍完主要内容恐怕时间已经到钟了，“未完待续，明年再会”，如是而已，完全把施政方针辩论当做走过场，以敷衍应付了事。如此官场语言和为政态度，暴露出施政者缺乏基本的民本理念，本质上是官僚主义对民主理念的挑衅。

　　我们认为，官场语言是一种公共话语体系，是一种政府回应。“在现代民主的视野中，政府回应不仅是公共行政的一种机制性安排，还是现代民主价值理性的必然要求，通过政府回应，有利于推动民主品质的提升”。

　　现代民主突出表现为一种公共权力的责任性，理论上看，民主社会中，一切权力归民众，政府只是在履行“委托—代理人”的契约关系。“公共管理的责任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回应，回应意味着政府对民众对于政策变革的接纳和对民众要求做出的反应，并采取积极措施解决问题”。责任是对赋权的回馈，而责任最表像的方式就是回应。事实上看，只有通过有效的回应，公共权力的责任性才更加突显，民主政治的真实性才更为彰显。如果放在一个更大的视阙中，就不难发现，只有公共权力不断回应公民需求和社会关切，并形成有效的互动，民主的价值才能得以真正实现。因此，回应不仅是公共管理学层面的技术操作，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此说来，官场语言、政府回应与现代民主的发展紧密相关。改变官场语言的文风语风，本质上就是提升政府回应水平，以期符合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由这个意义伸发开来，官场语言作为政府回应的最外显化具象，竟然折射的是现代公共生活价值层面的深刻意涵。

　　二、澳门需要野有担当冶的官员

　　澳门特区政府已经成立15年了，坦率地讲，进步不小，问题也不少。今年的施政辩论中，带给本澳社会很多惊喜的工务运输司罗司就坦言“下辖部门有不肯担责的官场文化，令施政效能处处掣肘。”罗司真是一语中的，“不肯担责”正成为本澳行政系统中挥之不去的心理阴霾，“有担当”成为一种稀缺！

　　回归后的澳门，政治地位由“殖民管治”向“高度自治”转变，因此，较之澳葡时期，作为特别行政区的澳门更需要实现自我管理和自我承担责任意识以及与之配套的体制保障。但是回归后，特区政府遇到的最大困扰是主要官员有权无责，不用为政策失误乃至平庸表现承担政治责任，导致政府一度出现某些政令不畅，效率低下，内耗增多的现象，令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施政方针和目标难以落实，不仅令市民不满，也严重影响了特府的形象。

　　在葡治时期，特殊政治环境造就的官僚体系，在实现有限度管治的同时，也沉淀了“官本位”文化，直到特区时期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并依旧深刻地影响着当前本澳官场。这说起来有点讽刺，年轻的特区政府没有从澳葡政府那里继承什么正能量政治遗产，倒无师自通地践行夕阳政府的官僚作风。这种“新政府、老作风”的现象不但影响了政府的绩效，也影响了政府的整体形象。

　　不客气地讲，现在的“官本位”被演化为以政府自身为中心的权力体制和运行机制，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被称作行政权的政府权力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集权，权力在官僚制体系的金字塔中被自下而上地集中起来，造成了“权力拜物教”，上层发号施令，下级依令而行。政府本位主义造成了对政府的盲目崇拜，为政府的畸形发展制造了机会，造成了庸官当道、冗员充斥、慵懒闲散等官僚主义问题；普遍的个体利益实现的追求导致了无法根治的“衙门作风”。

　　正是这种“衙门作风”，滋生出的“不肯担责”亚文化排斥积极向上的官场文化，不断腐蚀着我们的行政系统，成为澳门社会进步必须摆脱的一种羁绊。轻轨工程的无限期拖延就是这种文化最真实的写真和对照。轻轨工程，作为澳门开埠以来最重要的集体运输系统工程，注定存在巨大的利益博弈，政府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秉承“有担当”的精神，认真细致地做好前期准备工作，但偏偏政府习惯性采用鸵鸟政策，一众葫芦僧偏要作聪明相，对于敏感路段，谘询避重就轻、躲躲闪闪，妄图蒙混过关；事到临头，东窗事发，反弹更大，不仅于事无补，更引起民众警觉，引发民众不信任，令后面的事更难办，更因巨大舆论压力，当局恐生出诸多事端来，于是就令轻轨陷入到如今这般无限期扯皮的境地中。细细推究起来，不就是“不肯担责”的恶果吗？

　　辩证地看，“不肯担责”实质上是“绩效制”和“问责制”的双重缺位。没有绩效则无法衡量，没有问责则可以任性。正是在这种可怕的缺位中，官员可以稳做太平官，风声不对后“以私人原因请辞”，倒炒政府鱿鱼，风风光光地上台，体体面面地下台，成为澳门特色的辞职。

　　必须要承认，澳门特区政府在对官员约束制度建设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比如，特区政府已颁布的《澳门特别行政区主要官员通则》及《澳门特别行政区主要官员守则》，规范了主要官员的基本原则及义务，明确指出主要官员政治上向行政长官负责，须依法施政、公正无私、尽忠职守、维护政府的公信力，坚守个人品德和操守的最高标准，并就下属部门或实体施行上级订定的政策失误，向行政长官承担责任。并且，过去几年，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行政法务范畴重点之一，就是建立政府绩效治理制度，首先实行领导官员的绩效评审制度。然而，因种种原因，直到目前为止，上述制度建设距离市民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这显然说明行政改革的必要性，而且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未来行政改革的着力点，那就是以“绩效制”和“问责制”为代表的制度建设，尤其是具备操作性的细节和可量化内容，将首先提到日程上来，事实上，也只有夯实了制度基础，要求官员“有担当”才成为可能！

　　尤为紧要的，在周边地区社运、公运、学运风潮中，本澳未来的社会生态会发生什么变化，现在一切都是未知数。但有一点能肯定，那就是一定会有变化。在变化面前，尤其是在日趋复杂的变化面前，官员们“有担当”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高调，更是一种非常迫切的现实需要，实际上将上升为官员必备的品质！

　　文/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