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猪产销区背后的纠葛

　　作为生猪养殖和消费的最大国，猪肉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为方便起见，业界习惯把生猪的生产和消费区域分为产区和销区。产区付出人力和土地生产猪肉，销区按市场价付钱买肉吃，理论上是公平交易、互惠互利，买卖完成后还要客客气气道声谢。

　　然而近年来却屡屡从产区传来抱怨，认为产区在产业转移中分到的是“骨头”，承受了环境压力，却因为农产业的低附加值难以在经济上跟销区匹敌。而销区却往往以买家（消费者）自居，认为自己在市场经济环境付出相应的价钱购买商品，公平合适，不应再有额外义务。

　　在产销区的博弈中，有少数比较有经济实力的销区陆续出台反哺政策，以保证猪肉供应的数量和品质。但在城市化、工业化大潮中，多数生猪主产区还是感觉到了被边缘化的危机感，直接的反应是提高了养殖业的准入门槛，加紧环境治理，给产业转移加压。

　　这场因经济、环保、土地等诸多因素造成的产销区纠葛也越来越明显地浮出水面。

　　产销区的调整和演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的生猪生产、流通、消费处于国家计划管制之下，市场化的生猪市场尚未形成。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生猪价格开始由市场决定，并开始出现大幅度的供需变化和价格波动。与此同时，生猪生产日益向今日所谓的“主产区”集中，原先本地生产、本地流通和消费的单一渠道也被跨地域流通取代，跨区域调运也随着市场需要和交通条件的允许而广泛出现。产销区的格局由此出现。

　　由于地理和资源的原因，中国生猪产区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中原、东北和两广一带，囊括了全国主要的生猪生产省份。根据中国2008-2010年生猪优势区布局规划，中国生猪主产区可划分为中部优势区、西南优势区、沿海优势区和东北优势区，四大区域的共性是饲料资源丰富、自身消费量大或靠近大消费区、有较大的农用土地进行生猪生产。

　　其中，中部优势区包括河北、山东、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7省226个基地县，其生猪存栏量和产量约占全国的40%，该区域是中国粮食主产区，粮食资源丰富，而且消费市场容量大。东北优势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256个基地县，其生猪存栏量和产量占全国的8％－9%，该优势区是中国玉米主产区，饲料资源丰富，生产成本低，生猪生产的规模化、组织化程度较高，生猪加工业相对集中，是生猪产业发展的后发优势区。

　　沿海优势区包括江苏、浙江、广东和福建4省55个基地县，其生猪存栏量和产量占全国的14%－15%。沿海优势区是中国传统生猪主产优势区，该区域靠近港澳、东南亚等传统猪肉贸易地区，区位优势明显。西南优势区包括广西、四川、重庆、云南、贵州5省（区市）126个基地县，也是中国传统的生猪产区，该区域大多数地方为丘陵山区，是发展生态养猪业的重点区域，其生猪存栏量和产量约占全国的25%－28%。

　　受经济、环境、政策的影响，近年来主产区的区域布局正在剧烈调整，从全国来看，上述的中部、东北优势区比重提高，而沿海区域和西南地区在下降。局部来看，各省市内部的也因各自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的需要作或大或小的调整，随之而来的是产区的生产负荷越来越大，销区的生猪自主供给率日益萎缩。在这一趋势中，产业配置造成的产销区纠葛渐渐图穷匕现。

　　产区的怨言

　　产区的诉求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呼吁，一种是抱怨，其中呼吁的相对积极，表现为期待国家和销区给予更多的体谅，能够以“工业反哺农业”，共谋发展；而抱怨的则相对消极，认为养猪不带来税收，反而带来环保的烂摊子需要收拾，甚至要地方财政支持产业发展，于是视养猪为累赘。

　　养猪业是不是累赘？肇庆市畜牧兽医局总兽医师梁柱林认为要客观评判：“养猪业在三农中比重大，对肇庆市这样的传统农业产区，发展养猪业对促进农业人口就业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有好处，而且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也决定了产区有一定的自上而下的推动力，不过话说回来，要强市仍需要依靠工业和服务业，所谓无工不富，无农不稳。”

　　作为广东省的传统生猪主产区，肇庆市近几年来在绝对产量有出众的表现。梁柱林介绍，肇庆市于2014年上半年完成218万头的生猪出栏量，2013年出栏419万头，其中除了40%自销以外，60%供应到以珠三角为主的销区。

　　荣誉归荣誉，代价却是显而易见的。行家介绍，一头猪从出生到出栏（100公斤重）的生涯里，大约要产生400公斤粪、800公斤尿和5吨污水。将这个数字乘以419万，就是肇庆市需要面临的环保压力。更不用说与此同时产生的无税收、用地多等机会成本。

　　梁柱林介绍，近年来因产业转移来肇庆养猪的比比皆是，特别是2010年以来的几年，增城、博罗、东莞等地养猪人蜂拥而至，原则上符合条件的就给养，但梁柱林也坦率透露——养猪业这一原先颇有热度的招商引资项目渐渐有降温的趋势。其他产区的情况也或多或少与此雷同。

　　对于生猪业而言，产区的不满，后果很严重。成立一家猪场就像打“十八铜人阵”一样要通过层层关卡，每一关几乎都具有一票否决权。“选址之后要先征得当地村镇的同意，然后在畜牧主管部门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再去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接着还要在国土管理部门报批登记农业用地，到环保部门办理环评，如果涉及山林的需要到林业局报批……”梁柱林拆解开办猪场的流程时介绍，其中又以环评为难点中的难点。

　　探究产区对养猪业不理解的根源，梁柱林如此分析：“一方面是个别地方政府对养猪业的理解问题，忽略了养猪这一基础产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面对国家出台的发展生猪产业政策需要地方配套资金的压力，一些财政收入比较困难的区域确实显得力不从心。”

　　不受欢迎的补贴

　　梳理近年来国家对农业主产区的反哺措施，实际上为数不少。以生猪产业为例，有2007年开始实施的“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2007年起步的“生猪调出大县奖励”和“能繁母猪补贴”，以及“良种补贴”等。

　　不过，貌似这些政策还不足以讨得产区的欢心。“从国家或者社会的角度来看，也许觉得生猪业已经很受宠爱了，但从产区的角度看，这些政策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从总的收支上讲，生猪养殖过程中不产生税收，上下游产业的税收也很少，连饲料业都免征增值税了。因此多拿一些国家补贴又有什么过分呢？”一位畜牧主管部门工作人员这样阐述产区观点。

　　纯粹拿钱、花钱的政策当然多多益善，产区往往觉得“尚缺”。而要自己掏腰包的补贴政策，却让产区觉得“多余”。比如2007年“能繁母猪补贴”横空出世，最初50元/头后来升至100元/头，其中中东部地区全部由地方财政负担，中西部地区由中央负担60%，地方负担40%，区域内有微调。

　　以一个年出栏量150万头，母猪存栏8万头的生猪调出大县为例，如果地处东部地区，就要由地方财政负担全额补贴资金，也就是800万；如果地处中西部，也要由自己出40%，即320万。对于一个富裕的东部县市，800万不算多，却似乎给产销区不平衡的程度加了一把火；如果是一个不那么富裕的中西部县市，320万往往就是一笔巨资。这笔补贴延迟发放、打折发放的情况层出不穷。而有不少养殖户判断，相对于一头母猪近2万元的投入，100元/头的补贴微不足道，100元事小，但为了这笔钱伤了产区的积极性却事大！类似的政策便被认为“多余”。

　　既然养殖中的环保因素是问题的重点，那么好钢就要用在刀刃上。一些由第三方和农业主管部门配合实施的支援措施更切实际。2014年初，一份《2014年世界银行贷款广东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实施工作方案》发到广东省各农业主产区的主管部门。对合乎条件的生猪养殖场，生猪生产所产生的废弃（粪污）物治理最高补贴为环保设施所需投入总额的65%。“而且这笔贷款并不需要养殖户偿还，是由省财政负责还钱，目前肇庆市已有12家猪场申请并入围。”梁柱林介绍肇庆情况时说道。

　　据悉，上述治理项目在资金发放、项目采购计划管理方面相对独立、严禁，甚至还建立了项目考核激励机制，即对市、县、镇、村完成项目目标任务的，予以激励补助经费。资金用对地方，养殖户能获益、主管部门的功劳苦劳也被虑及——这种制度设计也许可以为今后的反哺工作提供一个参考。

　　“菜篮子”：产销区之间的博弈

　　借鉴于市民吃菜吃肉方面供应不足的历史，从1988年起，中国开始实施“菜篮子”工程，而这一工程是由市长来负责的。时至今日，“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还在延续。农业部2013年发布的《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指导规划（2012-2015年）》进一步显示国务院、农业部对这一民生工程的重视，该规划要求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推动将“菜篮子”产品生产用地保有数量、“菜篮子”产品自给率、产品质量安全等纳入考核范围，且要求加强产销衔接等工作。

　　对于销区而言，具体的工作无疑是保证“菜篮子”的供应数量、质量和价格水平了。梁柱林分析：“这是销区愿意多付出一些代价保障供应，做好产销对接工作的动力之一。”据悉，在产销对接工作中，销区的主动性在这几年明显提高，肇庆市已与一些销区建立稳定的合作产销关系，比如2012年中山与怀集建立合作，中山为每头生猪的供应支付5-10元/头的补贴，而广州市跟肇庆市建立的合作关系条件更优厚一些，为15元/头的补贴，直接到达养殖户的账上。

　　作为广东省内销区主动对接产区的先行者，东莞市自2006年开始探索和实施产销联建工作，据东莞市生猪产销联建工作协调小组出具的数据显示，东莞市先后与7省43个市县生猪产区建立生猪产销合作关系，生猪供应主要来自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及省内的19个市县，累计认定了13批553家生猪定点供莞基地，基地猪场（包括基地下属猪场）达到1400多个，年供莞生猪能力达908.55万头。对于供应东莞的生猪有相应的补贴措施（具体由协商而定）。

　　有趣的是，对于这部分工作，产销区两方面都觉得不能从道德的角度将此定义为好人好事，而认为是利益上的各取所需。貌似强势买家的销区，在近年来生猪供需变化剧烈、价格波动而自给率逐年降低的现状面前，不得不花更多精力打通产销脉络，保障本市的吃肉需求。

　　主管东莞市生猪产销工作的经信局负责人告诉《农财宝典》记者：“每个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的发展模式，只有因地制宜发展适合自己的产业才能取得更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不能仅仅看到目前生猪生产可能给环保、用地和税收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市开展生猪产销联建工作，为省内外经济欠发达地区生猪销售开辟了出路，为当地农村提供了劳动就业机会，增加了农民收入，以此拉动内需，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而产区也有自己的考虑，一位产区官员说出自己的想法，“平时还好，供应紧张的时候，销区市长就要着急了，所以作为经济发达区，不差那点钱（补贴资金），这是利益需要，不能认为销区会愿意主动承担产区的生产代价；而产区一时也不可能一下子拥有发达的其他产业，基础产业不可能扔下，因此只有尽量把产区工作做好，找好农产品出路，卖个好价钱了。”

　　产区的出路

　　2013年，中国生猪出栏总数达到71557万头，外加进口猪肉58.4万吨，剔去微不足道的出口猪肉数量（2013年1-10月，中国出口猪肉数量约为6万吨），绝大多数猪肉产量为中国庞大人口所消费。而这71557万头生猪出栏的压力就放在生猪主产区的肩上，涉及粮食安全和民生大计，无论生猪产业如何调整、转移，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总量都不会明显改变。站在这个角度，产区唯有承认现实，才能以积极的态度应对。

　　产区的出路在哪？肇庆市畜牧兽医局总兽医师认为在于自助：“不同区域的条件不同，要珠三角（这类区域）去发展养猪也不现实，作为产区只有练好内功，做好环保工作、降低成本、做好防疫工作和生产管理，促进产业升级。”也有专家学者提议产区延伸产业链，增加农产业附加值，这类经济学办法亦可借鉴。

　　“工作是要照做的，但嘴里也不能闲着，毕竟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嘛。”另一位产区农业部门工作人员认为产区不能做无名英雄，多表功、多哭穷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也算是一个符合“国情”的出路。

　　《农财宝典》记者 林远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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