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产销区矛盾的几大设想

　　随着生猪业的不断发展，产销区之间的矛盾已然是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既不利于产区生猪业的健康发展，也会影响销区猪肉供应的稳定。问题涉及的东西有很多，涵盖规划、税收、补贴、环保等各方面，业界的有识之士对此也各有想法。

　　销区补贴产区？不现实

　　有一种普遍意见是，既然产区为销区做出了牺牲，那么销区应该给予产区一定的补贴。肇庆市畜牧兽医局总兽医师梁柱林表示，现在肇庆市跟广州、中山等地建立了产销对接关系，销区按头数返还一些补贴资金给养殖户，这是销区保障供应量和质量的一个手段。但不太可能作硬性要求，政府牵线搭桥即可，具体实施要由市场力量去进行。

　　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曾表示，销区补贴产区的做法不可取，比如“广州和肇庆，一个是生猪消费大市，一个是生猪调出大市，让广州市政府出钱补贴肇庆的生猪，广州是不会同意的”。

　　销区政府也的确对补贴产区并不感冒，某销区政府官员认为国家对工业征收高税费，理应由国家进行转移支付，反哺农业。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销区不怕没肉吃，大不了购买国外冻肉，自然没有动力也没有义务关照产区这个“穷亲戚”。销区也有“菜篮子”工程的压力，要保障农产品供应同时防止物价过高，因此一些经济发达的销区愿意付出一些补贴资金的代价以保障生猪供应。但这也是各取所需，不可能强作要求。

　　全国畜牧总站乔玉峰也认为，销区政府采用直接给予产区政府及养殖户补贴并不现实。一方面，销区的生猪来源并不固定，补贴对象存在不确定性；另外一方面由于散户养猪的自由度较大，即使销区政府有心补贴产区，这种做法也未必能落实到户。

　　中央统一补贴？关键要减少地方财政负担

　　如果产区和销区地方政府之间不好妥协，是否需要中央来统一设置补贴政策来平衡产销利益呢？是否该加大中央财政拨款力度？或者只有自上而下方能得到最佳解决方案？

　　李昌平认为，国家最好按照市场规律来调整生猪市场，而非采取补贴的形式。如果出现较为紧急的情况，国家需要对生猪市场做出调控，补贴款最好由中央政府出。江门市农业局总畜牧兽医师龚荣茂也建议尝试取消地方政策性补贴，由市场供求关系直接决定生猪的价格，达到供需平衡。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钟钰曾接受本刊采访时认为，必须增强对生猪等畜牧主产区的补偿，以弥补其机会成本，有几项工作可做：一、增强生猪调出大县的奖励力度，切实把奖励政策落到实处，专项用于生猪产业发展。不能因为这些地方政府获得了奖励，而相应减少本应下拨的其他转移支付。二、减少甚至取消生猪调出大县的补贴生猪产业的配套资金（比如能繁母猪补贴、能繁母猪保险等地方政府支出部分），今后对生猪产业的各项补贴费用全部由中央财政承担。

　　重新征税？国家做好长期规划更有效

　　除了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补贴，还有什么合适的办法呢？在乔玉峰看来，销区采用和产区大型养殖场联合的模式，给予其价格以及销售上的支持，这种“补贴”显得更为有效。他较为推崇类似东莞、深圳这种基地式的模式，“就像东莞，和湖南湘潭某地的几家基地签订合作协议，对方保证提供不含瘦肉精等违禁药物的猪肉，东莞采用较高的价格收猪，同时补贴一些建设基地的经费”。

　　不过广东万禾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胜勋认为定点供应方式的效果也很有限。据了解，大部分销区政府给定点供应基地的每头猪补贴在十到二十元，可实际上一头猪正常情况下的售价都超过1500元，这种补贴相比之下可谓杯水车薪。而且这笔钱给的是养殖户，并非产区政府，也未必能改变产区政府对养猪业的态度。

　　养猪业没税收一直被认为是产区政府态度消极的重要原因，能否从这入手呢？广东某大型养殖集团总经理就坦言，他希望养猪能够交税给产区当地政府，不过应该是从销区在屠宰和猪肉销售上收的税里划拨一部分到产区。不过他表示自己和农业厅领导提出过这个建议，对方明确表示这不太可能，任何涉及到税收的变动都要修改税法，太复杂。

　　梁柱林也认为重新征税不太可能，生猪生产环节不产生税收，甚至上游的饲料业都免征增值税了，按理说要征税也要从饲料征起，不过事关猪价的波动，税收不太可能。

　　张胜勋觉得与拿钱相比，他更期望的是一个稳定的环境。由于这些年经济迅速发展，产销区本身的区域就有很大的改变，三年前可以养猪的地方现在突然就不能养了。而猪场普遍投资大，周期长，不可能几年就换地方。因此国家统一对生猪产区进行一个长远的规划很重要，至少应该有三十年的周期，同时在每个区域都限定容量，这样也许能从根本上解决产销区之间的矛盾。

　　《农财宝典》记者 吴昊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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