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控全球性猪病，每个人都责无旁贷

　　面对日益增加的跨国界传染猪病，我们应该怎样防控，又该谁来负责？今天我演讲的目的，就是要提出修改意见，引起一些必要的争论，这将有助于突发传染病及跨国界传播的全局控制。我不相信我们可以“停止下一班列车”，但我相信，如果我们采取行动，我们可以“阻止下一班火车失事”。但阻止这些疫病传播并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在我看来，如今养猪的方式，直接加剧了跨国界传播和突发疫病的出现，我相信，这不是Tom Alexander先生所希望看到的。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许多人认为，无论是在工业化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依赖于养猪方式的根本性改变。

　　政府和专家需承担更多责任

　　从理论上讲，在工业化国家，面对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所列出的，那些外来的或对贸易产生重大影响的疫病，各国政府会积极应对并采取措施。借鉴于加拿大和美国的猪流行性腹泻病毒情况，这些应对措施，并不会影响养猪业以及区域间的贸易，但对于全球猪业，最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下一个灾难性跨国界疫病是口蹄疫（FMD），脑脊液（CSF），非洲猪瘟（ASF）或是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列出的其他跨国界疫病，这些国家或政府对此会有怎样的应对措施，这值得我们去期待。虽然我毫不怀疑，相对于北美猪流行性腹泻病毒的情况，这些措施会强力得多，但无论如何，制定和实施措施的执行力和及时性却是另一个问题。因此，责任＃1针对我们的国家和政府：在有可能引入动物卫生组织所列出的，任何外来疾病的情况下，必须清楚注明，应采取哪些应对措施，至少是较为详细的应对方案。此外，在时机成熟时，政府要以及时和强有力的方式，实现其许诺。

　　责任＃2针对全球猪业：当引入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所列出外来疾病时，我们必须对政府的应对措施，制定切实的目标，除非对行业或公众健康产生重大影响，我们仍期望跨界疫病事件“极少，极晚”。例如，最近美国农业部审议的，美国猪流行性腹泻病毒的强制性报告就晚发布了一年。养猪业内，关于非外来跨界疫病区的问题，则需要能驱动产业的解决方案。无论我们认为这是否正确，都已无所谓。残酷的现实是，对于这些我们还未解决的问题，纳税人不会，也不应该由他们去解决。

　　那些影响了养猪业发展演变的行业专家、学者和兽医，我认为，他们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在过去的20年里，猪肉生产已演变成由管理人员驱动，以成本削减和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全球制造业。事实上，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是最重要的。我们应对的每一个生态系统，无论是一个牲口棚还是流水线，其内部都有复杂的相互联系。作为兽医，我们因为没有理解到宿主-病原体的相互作用，导致柯赫氏法则没有顾及到疾病因果关系的可替代性，并在多个非传统学科抱着“跟随领袖”的心态工作。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我们的兽医服务是保守的，逐利的，往往被销售产品和服务团队所指导。因此，责任＃3是针对养猪业兽医，包括我们所有的人在内，无论我们是处于职业生涯，还是已经屹立于行业之巅，我们仍然需要尽力去解决现有的复杂问题。我们需要独立思考，并主动出击，进行跨学科合作，还要从那些我们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学科中退一步，在实际案例中真正自我提升，这些对提高猪的健康和福利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我们需要思考新途径，给予兽药以质量和可持续性，而不能以盈利为动机。同样，我们须放眼全球，并说服养猪同行也应如此做。

　　养猪业本身需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责任＃4是针对畜棚和系统的管理者和业主：建立一个更加具有可持续性，以质量为驱动力的养猪业。你们必须在阻止“下一班火车失事”中起到巨大的作用。相当一部分人与我持同一观点，减少或消除活体动物的跨大陆和洲际运输，需要重新构建本行业。协会过去的那些应对方案，能清楚得知传染病的传播速度和距离，如口蹄疫可以传送到很远的地方。然而，近几十年来，特别是在北美和欧洲，因为工业化，养猪业非常依赖于活体动物的横贯大陆运输。这既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商业实践，也不是体贴动物福利的考虑；这不是未来灾难性的疾病“是否”发生，而是“何时”发生的认识。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目前的养殖范例，即多位点生产，以及更靠近饲料和屠宰位置的肥育猪运输；必须在不同单元之间提供更大的距离，不能集中在更容易产生、传播气溶胶和粪便的生猪生产；必须阻止跨物种致病病毒的传播，不让其从养猪业传播到其他家畜、人类、野生动物和鸟类。即便这样做，我们还要考虑到各地文化的不同、某些地区温饱型农业的依赖性以及未来对优质肉类蛋白质的需求。“下一班火车即将到来”，无论是担心来自远洋的跨界病原体，还是从物种内部或物种间进化而产生的新型病原体，要想使生产者继续生产下去，唯有靠质量和可持续性的激励。

　　在北美，让我们感到很失望的是，饲料行业对猪的健康维护并没有保持必要的标准。在加拿大，从安大略省获得的PED疫情流行病学资料，以及随后由加拿大食品检验局的检测中，牵扯到被污染的血浆蛋白，这些蛋白可作为PEDV的潜在来源。虽然血浆蛋白的生产厂家坚决反驳这一点，并坚持强调他们产品的品质没有问题，但是该证据却是不容置疑的。和许多人一样，我坚信过分渲染猪的饲养和用猪副产品喂猪的做法，必须在全球范围内禁止。因此，责任＃5是针对饲料行业，在全球范围内，凡用于家畜或宠物食品的动物蛋白，必须停止进口，同时需寻找适合保育猪食用的蛋白质替代来源。责任＃6：所有的国家和政府，应禁止渲染猪的饲养以及用猪的副产品喂猪。

　　跨地区合作非常必要

　　生猪的全球贸易是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因为阻止贸易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进出口行业以及贸易国家的经济。而彻底禁止贸易，会对猪产业，尤其是依赖出口母猪或生长猪的国家，如加拿大和丹麦，有明显的影响。虽然这不是个简单的任务，但我们可以做这方面的努力，例如，不进口由国家政府监管的新鲜精液，而应进口冷冻精液，强制性隔离，以及养猪业关注的病原体分子检测。虽然这些可能不太方便，但因为精液可以冷冻，所以不会对养猪业有所影响。其次，育种方面，可以由胚胎移植取代活体动物交易，虽然不比现有的技术-商用冷冻保存技术，来得方便，但是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洗胚技术将使胚胎移植变成具有可行性的替代方案。讽刺的是，我参加了这种技术的研究计划，并还是共同申请人之一，但是最近却因为被认定这不是相关行业里的基础产业，而被拒绝！因此，责任＃7针对养猪业和各国政府：禁止新鲜精液和以育种为目的的生猪交易，并投资研究用于胚胎和精液冷冻保存技术并推动其进步。此外，更严格的规定是，为了阻止跨国界疫病从特有发展到区域性或国家之间的传播，以养殖为目的的生猪进口也必须要禁止。但是，这些工作为什么没能做下去呢？虽然不可能完全停止交易，但可以制定更严格的法规或选择性的贸易限制，特别是对流行跨界疾病的国家。

　　PED爆发之前，因为有较强的说服力以及一些运气，北美猪流行性腹泻病毒的研究，获得了实质性的科研经费。不难理解，大多数投资机构主要侧重点是在他们的后院上。但是，这种战略必须改变，因为现如今，下一个未知的物种内突发疫病，可以在全球同行内传播；而下一个未知的物种间突发疫病、跨界或外来疫病，可能已经潜藏在附近的国际机场、港口、进口产品或原料里。研究外来的动物疾病相当昂贵，需要外来病原体所在国家的BSL3设施，而研究突发疾病亦是困难的，往往会造成死角，需要有跨学科国际团队之间的协同工作，才能取得真正的进展。此外，这些复杂问题的研究，往往是以年来衡量，需要多年的筹资计划，以及半年至一年的补助，这些补助却是不可补充的。因此，责任＃8是针对科研资助机构：要与其他全球机构协同工作，提供多年（3-5年）的支持，以跨学科、国际性研究联合体的方式，集中精力寻找长远的解决方案，解决跨国界、外来突发疫病对国内外的威胁。

　　显而易见，加强区域和国家的监督是非常有必要性的。限制这个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协调和资助的缺乏，信息技术（IT）系统的不同，尤为重要的是，在信息透明度上，政府和农场不愿公布或只公布部分。在国际上，监控和政治是分不开的，全透明化或第一个宣布一种新突发跨界疾病，会带来直接和间接的双重贸易风险。话虽如此，责任＃9是针对全球猪业：与各国政府协同合作，制定强有力和有效的监测系统，整合先前的鉴定和定位等资源，以达到早期发现和遏制产业内跨界突发疾病的目的。这样的系统可以在设计上多样，但都应纳入综合实验室数据库，信息技术（IT）系统要有良好得兼容性，能够快速地提交国家报告，并需强制执行以及信息透明化。

　　兽医是最合适的领头人

　　抗菌生长促进剂（AGP）的目的在于提高生长速度和效率，合理化成本的基础结构：社会不再接受盈利率。AGP导致耐药性（AMR），至于你们相不相信，反正已不再是问题，问题是，这可能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而我们，必须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有些人认为，我们又回到了前抗生素时代：见于抗生素启示录（142）。耐多药（MDR）细菌的数量随着人力和兽医药品逐渐增加，这论断可能是传播媒体的一个耸人听闻的计策。事实上，在欧洲、南美和亚洲（没有北美），很多同事都提到突发葡萄球菌（MRSA）、内酰胺酶（ESBL）和多药耐药痢疾短螺旋体的情况。即使AGP从来没有证明与AMR有因果关系，但在我看来，养猪业必须要为自己的“不缴费”行为负责。我谨建议，欧洲各国政府应彰显其领导能力，建立项目，监测动物的每日规定剂量（DDDA，DADD），在设定较低DADD限制时，希望将动物福利予以考虑。因此，责任＃10定位于全球养猪产业：建立信誉，自愿禁止抗生素生长促进剂的使用，如果尚未完成，应确定自愿性的DDDA方案。如果我们主动这样做，在建立的低DDDA限值内，养猪业的兽医和生产者将更易发挥显著的作用，而不是授权给对畜牧产业缺乏了解的政客和医护人员。

　　我将以有关全球养猪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一个漫长的回顾与评述来结束这次报道。我想强调的是，为了避免下一班“火车失事”，我们需要一个全面的、全球性的和以证据为基础的应对措施，此外，我们养猪方式需要根本性的转变。来自各级政府和行业的数据输入是必需的。但是，跨国界和突发疾病从根本上是一个行业问题，全球化、目前的结构、普通养猪业的做法都会促成它们的出现和传播。对政府的支持，虽然我们应当持欢迎态度，但我们不应指望它，这一切需要有全球的领导力和承诺、艰难的决定、清晰的愿景以及说服的艺术。在这场改变中，有些人会适应并取得成功，有些人会退出本行业。因为有训练和经验的宽度，对知识永不满足的胃口，所以没有任何组织比猪兽医更适合做领头人。你们准备好去适应了吗？

　　John Harding博士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西部兽医学院大动物临床科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