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袖”之婚

　　不少人觉得他们是社会的破坏分子，是一群放纵至突破了上帝禁忌的异类。但是目前全球有17个国家在全国性的法律中设有同性婚姻制度。在美国，同性婚姻也已经被联邦政府承认，在全美50个州中有35个州以及11个印第安保留地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承认同性婚姻。英国目前仅剩北爱尔兰同性婚姻未合法化。虽然同性婚姻一直在努力遵循和普通婚姻一样的规则，但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反应并不让人那么满意。

　　来宾们肯定不会忘记当天发生的一切，尤其是那对英俊的、来自法国上流社会的新人。大家齐聚在世纪酒吧，夹道欢迎阿兰·儒贝和他的“伴侣”维拉利·迪威尔。出席这场婚礼的，有众多法国商界名流；有巴黎歌剧院的舞蹈总监碧姬·勒福尔女士，她总是穿着优雅的长裙，像是永远站在芭蕾舞台上；还有来自国立行政学院的高材生们，他们是新人的同窗，不过看同窗们的表情，似乎大家不怎么情愿来参加这场婚礼，但他们会在大厅的各个角落四处游荡，表现出一副“我来过这里”的神情。在世纪酒吧这个经常聚集了法国商界、政界、文化界领袖人物的地方，不管他们是来自哪个领域，这些人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喜爱展示自己，展示自己热爱并敢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态度，同时还要摆出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婚礼充满了多样性元素——有些宾客下身穿着皮裤，上身裸身穿着马甲，露着健硕的肌肉和花样变化的纹身。面对这一切，一位来自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高材生面色有些仓皇，又有些兴奋，他说：“我想，要是经常去同性恋酒吧的人肯定对这里非常适应，不管怎样，这是一个不属于我的世界。”当然，在接受采访时，这位高材生特别要求保持匿名。

　　2013年6月29日，法国同性恋者举行了大游行。同一天，前法国广播网执行总裁，现任大皇宫酒店（法国著名时尚场所，香奈儿最常选的秀场之一）的老板，66岁的让-保罗·克鲁泽尔，和44岁的巴黎交响乐团指挥尼古拉·图隆举行了婚礼。克鲁泽尔说：“我想让我们在一起的消息能公开刊登在报纸上，我想帮助那些年轻的同性恋者，让他们能在这个没有那么开放与自由的社会环境中更好地生存下去。”每天聚集在位于巴黎艾启福大街同性恋酒吧里的，有职场精英，也有五迷三道的药贩子，天使在左，魔鬼在右，但他们都有一个无法言说的秘密，只好活在夜里，死在白天。

　　那天，克鲁泽尔和图隆的证婚人尼古拉斯是一位法国陆军旅旅长，也是曾经坚决反对这门婚事的亲友之一。克鲁泽尔笑着说，有很多亲友都回绝了他们婚礼的邀请。“我的一位姑姑非常友善地给我写了封信，信里写道，‘我对这条新法案（指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通过不置可否，但我有保持缄默的权利，只希望你永远记得，我爱你，希望你们幸福。’至今我们连一份来自家族的礼物都没有收到，不过这或许是大家觉得我俩的生活条件已经比他们好得太多？又或许是他们谨慎表达对这门婚事不满的小手段？”

　　同性婚姻法案在法国通过后的15个月里，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共有7千名同性恋者登记结婚。人们也看到了各式各样的婚礼，有高端的，比如巴黎第四区的区长克里斯托弗·热内和电影制作人奥利维·梅卢在2013年6月7日的婚礼。出席这场婚礼的有巴黎现任市长，也是首位女市长安娜·伊达尔戈，还有一众法国社会各界名流。当地媒体争相报道这场婚姻，政要们也争先恐后地和这对同性新人合影留念，全场洋溢着笑声，场面温馨而幸福。

　　2013年6月28日，52岁的法国摄影记者杰罗姆和自己的同性伴侣结了婚。“我的一些朋友，即便是同性恋朋友，也回绝了参加我们婚礼的邀请。那时同性恋婚姻法刚通过，在法国社会掀起轩然大波，大家都不想当出头鸟。但我一直梦想着举行手捧白花的仪式，那是我与伴侣拥有合法权益的象征。”这对新人有幸接受了法国《世界报》的采访，报社的记者给他们拍了一张相互拥抱的照片，这张照片也被他们当作礼物送给了来参加婚礼的宾客，照片底部印有简单的几个字——“我们刚结婚”。

　　据《世界报》网站的统计数据显示，许多同性婚礼比异性婚礼更加传统、珍重，从法案通过以来，法国登记结婚的同性婚姻的持久度都远超于异性婚姻。因为同性婚姻中的人群年龄相对较大，有数据分析家表示，同性婚姻里，男同的结婚年龄平均在50岁，女同婚姻年龄则在43岁（异性婚姻则为男性37岁、女性34岁）。

　　但这并不表示，断袖之婚就一定墨守成规。事实上，同性婚礼仿照异性婚礼流程来举办的行为在圈内一直不受人待见。巴黎一家画廊的老板帕特里克·米诺在接受采访时说：“去年8月，我到庇卡底（法国小镇）参加了一场同性婚礼，那儿的朋友比巴黎人更加激进，也更加高调。在婚礼举办当天，新人穿着短裤就到市政厅登记去了，就是那种同性恋者尤其中意的牛仔短裤，肩膀上还披了一条彩虹披肩（译注：彩虹旗是同性恋者的标志）。出了市政厅，大伙驱车鸣笛绕教堂3周，这样略显疯狂的庆祝方式让赶来庆祝自己镇上第一对合法同性恋诞生的镇长在和新人拍完照后就仓皇逃走了……”

　　同性婚姻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这些同性伴侣在通知亲朋参加婚礼的时候，经常毫无征兆。前文提到的巴黎第四区区长克里斯托弗·热内在通知别人参加自己婚礼时，只简单地发了条手机短信，短信的内容只有简单的一句——“请把2013年某月某日预留出来”——完了还不告诉别人为什么。这样一条不知何意的短信，也许是因为主人不大好意思，却让很多宾客感到很茫然。

　　在法国有一条惯例，在市政厅，每一对新人登记结婚时，都要有相关政府官员到场表示祝贺。而在同性新人登记结婚的现场，无论是接受祝贺的，还是表达祝贺的，大家都有些尴尬。因为这些政府官员中有很多都曾公开表明反对同性婚姻，如今碍于法案的通过，按照惯例他们被迫出席，自然心存芥蒂。伊万是一位美裔法国人，是一名司法领域的翻译，和同性伴侣克里斯蒂安共同生活了25年，还在美国收养了2个孩子，去年两人在法国登记结婚。伊万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我们去市政厅登记的时候，心中是有些忐忑与紧张的，因为负责给我们办理登记手续的副区长娜塔莉女士就是一位反同性恋婚姻人士，一开始我们都以为她会刁难我们。但等我们去到现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和蔼慈祥，很有传统感的老夫人。她当时低着头给我们填写有关的文件，写着写着突然对我们说，‘这是我第一次办理同性婚姻手续，但我会尽可能把它办得最好。’”

　　对于很多同性婚姻的伴侣来说，有一件事处理起来总是充满了微妙之情，那就是家庭关系。纵使社会已经渐渐放宽了态度，但同性婚姻对每一个家庭而言总是让人有些别扭。在那些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更多是因为法律规定，而不是人们主动地接受，在节假日里家族成员聚会庆祝时，大家多多少少会觉得尴尬。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同性情侣选择低调隐蔽地去登记，然后再慢慢把消息渗透给家人。那位美裔法国司法翻译伊万在采访中特别提到了这点，“我的一个侄女在接受法国第3频道采访时在节目中激动地抨击同性恋，可你要知道，这个小姑娘对她的叔叔，也就是我，可是非常了解。因此，我们在写婚礼请柬时，在底部特别注明了：您来不来参加我们的婚礼，都是您的自由，如果您不来，请礼貌地忽视我们的邀请。”

　　事实上，同性婚姻合法化是一个结束家庭纷争的机会，为和解做了铺垫，让同性恋者在父母面前彻底澄清自己，让父母无法再假装不知道、或者不承认自己有一个同性恋儿子或女儿的事实。信息技术顾问杰奎·勒努瓦已经60岁了，有过一段婚姻，甚至有了孩子。杰奎说：“我的母亲一直知道我是同性恋，却从不肯承认。她对我说，你在巴黎过你的日子，但是你回到这个家的时候请注意言行，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所以很多年以来，杰奎和同性伴侣让·马克到杰奎家的时候都得分屋睡，杰奎的父母一直自欺欺人地告诉所有人让·马克不过是他们儿子的一个同事。“当我告诉母亲我要跟马克结婚时，母亲说，‘幸好你爸已经死了，用不着看到这一切’。尽管如此，他们到底是我们的父母，最终还是会接受的。”

　　和异性婚礼不一样，在同性婚礼上，是母亲而不是父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常是母亲陪伴着自己的儿子或女儿走上婚礼仪式，由母亲在婚礼上发表讲话。大皇宫酒店老板克鲁泽尔在谈到这里时，微微一笑说：“在同性婚礼上经常能听见母亲说这么一句话，‘你是什么样，我们就爱你什么样’，每当听到这句话，我们这些同性恋者在感动之余也有点别扭，这句话让我们听着觉得自己好像是残疾人似的……”

　　丹妮·狄罗阳，一位退休的老妇人在谈到自己女儿的婚礼时说：“说实话，我和丈夫都没有思想准备，孩子的祖父母更是没有，我母亲是在自己的外孙女怀孕时知道这个事实的，因为她在西班牙接受了人工授精，我父亲甚至不想再看见自己的外孙女。总的来说，这一切都不容易。”2013年9月14日，丹妮女儿的婚礼在圣罗米省举行，在婚礼上，丹妮在所有来宾面前发表了讲话，送出了自己的祝福。“我知道有些亲友至今还在背后笑话我，但我不后悔，我的女儿和她的伴侣在一起7年了，她们分享着一样的价值观，生活里充满了爱，更何况她们还孕育了我的孙子！”

　　对很多同性婚姻伴侣来说，除了要应对父母，还要应对自己的孩子。法国总统奥朗德的前顾问大卫·凯斯勒在自己妻子过世3年后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并且决定完成自己的同性婚礼。谈到自己的孩子，凯斯勒说：“决定和他结婚时，我的3个孩子在8到13岁之间，对于他们来说，很难认同我们是同性恋。这帮小家伙们甚至还表示，如果我们邀请太多的同性恋宾客，他们就拒绝参加婚礼。所以我们不得不尽量少请些圈内的朋友。然而，婚礼庄严、神圣的过程改变了他们，让他们从一定层面上接受了自己的两位父亲。”

　　2014年7月14日，马德里，法国驻西班牙大使吉罗姆·博纳方（Jerome Bonnafont）在自己“未婚夫”的陪同下，将国书交给了西班牙国王。但是，这一事件在法国的任何媒体上都没有一丁点儿的报道。看来，哪怕是在同性婚姻已经合法化的国家，同性婚姻要想得到认可，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译自法国《世界报》]

　　崔大川/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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