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的故事

　　100年的人生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都出生在一个世纪以前，遥远的童年、忙碌的中年在记忆中早已模糊不清，数十年前退休，然后伴侣死去，继续孤独地前行……100年的人生，有孤独、有悲伤，更有坚强。他们都是普通人，但百年的坚持，值得所有人为他们喝彩。

　　70岁可能是一个人的生命总长度，但没有人会跟76岁的摄影师戴维·贝利提这种令人沮丧的事儿。戴维·贝利仍然像个刚满28岁的年轻人那样活跃。上个月他在自己的摄影工作室里为一些全英国年纪最大的老人拍照，这些老人当中，年龄最小的100岁，最大的107岁。

　　戴维·贝利穿着宽松的Polo衫和迷彩裤，个子不高，但看起来体格强壮。为了得到想要的拍摄效果，戴维对这些百岁老人连哄带骗、软硬兼施。老人秀兰·阿库什在等待拍摄的闲聊中告诉戴维：“我和丈夫结婚62年了。”戴维回应说：“我也是，但不是跟同一个妻子。”说完，他爽朗地笑起来。戴维有过3段婚姻，与第三任妻子的婚姻刚刚走过了10年。在戴维和老人们聊天时，3名年轻助手在安排幕布、聚光灯和相机三角架，为了不出错，他们的动作十分小心谨慎。戴维对工作挑剔、认真到苛刻的地步——拍摄9张人物特写他花了整整4个钟头，而这9位拍摄对象的年龄总合是917岁！

　　法乌加·辛，103岁，农民和马拉松爱好者

　　法乌加·辛出生于印度旁遮普省一个农民家庭，他1928年结婚，1992年成为鳏夫。如今，法乌加有4个在世的孩子，贾斯文德、帕敏德、苏克辛德和哈尔文德。他的女儿古尔巴什在1977生下其第3个女儿后去世，儿子库尔迪普在1994年遇难。移民到英国后，法乌加·辛参加了2000年伦敦马拉松赛跑——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跑马拉松——当时他89岁。目前法乌加居住在英国埃塞克斯，跟在那里经营一家水管工程公司的儿子苏克辛德一起生活。 我直到5岁才会走路。我的两腿那么细，以致于人们给我起了个绰号“棍子”。15岁时，我仍然没办法一口气走1英里。也许，那是上帝的旨意，他老人家要将那些能力留到后来才给我。

　　在印度，我当了一辈子农民，生活很艰苦，我用牛犁田。到80岁时，一切渐渐好起来。我买了台拖拉机，租了更多的地。1994年8月刮了一场强台风，跟我一起生活的二儿子库尔迪普去查看他的店面——我们家附近的一家路边餐馆时，被风卷起的铁皮屋顶砸到，当场就被压死了。当时我伤心欲绝。我爱我的每个孩子，但只跟库尔迪普相依为命，因为其他孩子都已经出国了。那时我整日坐在库尔迪普的墓前，喃喃地说：“上帝啊，为什么你不带我去？不让我代替库尔迪普？”朋友们说，让我忘掉悲伤的唯一方法是离开那个伤心地，所以，小儿子苏克辛德将我带到了英国。

　　刚开始的时候我不喜欢英国，感到很无聊。我是个坐不住的人，让我什么都不做很难。后来，我开始到锡克教的寺庙参加社交活动，比如跑步、摔跤、卡巴迪（译注：印度和巴基斯坦男子的民间体育运动项目，状似中国民间的“老鹰抓小鸡”游戏）。这些活动使我想起在印度的日子。我挑战过老年人百米跑，接着是200米。我开始为慈善活动、癌症研究跑步，先是5公里，然后10公里，逐渐增加距离。一年后，我变成了一名运动员。当然，跑步也常常让我受伤，但它可以让我忘掉失去爱子的悲伤，它让我身体健康，让我能够认识和帮助他人——这是我继续的动力。

　　2013年102岁时，我参加了香港10公里马拉松比赛。那次10公里马拉松我用了93分钟，我的最好成绩是64分钟。苏克辛德认为我成绩的退步是一个信号——我不应该再跑马拉松了。我知道，我更虚弱了，但我的思想和精神仍然强壮。我过去每天慢跑10英里，现在我每天走10英里。

　　我吃饭只吃适量，这也是我长寿的原因。在贫困的国家，人们死于饥饿；在发达的国家，人们死于饮食过量。早餐我吃烤面包，喝一杯茶，还有半碗用亚麻仁、坚果、全麦面粉、粗糖和纯黄油煮成的甜食。如果你拥有健康，你就拥有一切。没有健康，你的大量金钱、豪华楼房和高档汽车都没有意义。我唯一的奢侈爱好是鞋子，我有50双皮鞋，8双运动鞋。我喜欢看起来干净利落。

　　戴维·阿库什，100岁，牙医

　　戴维·阿库什出生于格拉斯哥，父母是波兰犹太移民。他和妻子秀兰的婚姻已经持续62年了，现在夫妻俩住进了伦敦北部的迈克尔·索贝尔犹太老人社区护理中心。戴维·阿库什有两个孩子，60岁的乔纳森和58岁的迪博拉，有孙辈6个，曾孙辈3个。

　　我父亲是个犹太教牧师。他说，你绝不要从商，所以你最好当专业技术人员。他对任何一个孩子的评价都不会很高。他性子急，爱打人，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父亲。

　　我跟母亲很亲近。每天深夜，父亲还待在犹太教堂里没有回来，我常常坐在母亲膝上，听她唱歌，歌里唱的是一个儿子离开家去美国的故事，在儿子出发前，歌里的妈妈也为他唱歌。歌里唱道：“写信给妈妈，不要忘记了写信给我。”但儿子的心很坚硬，从不写信给她。我长大离开家后，和母亲一直互相通信，我跟所有家人都保持联系。

　　我当时想读牛津或剑桥的现代语言专业，但家里人说，这样的专业毕业后能做什么工作呢？我舅舅是牙医，于是我听从了家人的建议，进利物浦大学读牙医专业。

　　二战爆发后，25岁的我加入了英国皇家陆军牙医团，被派往新加坡服役。1942年我被日军俘虏，关进新加坡的樟宜战俘集中营。后来，我被丢进一辆牛车，转到泰国的战俘集中营。

　　日本人对我还好，因为我是有用的人才——他们没有牙医。他们做了张简单的牙医用椅，给了我一套二手牙医装备。我没有钻头，只有一些简易工具和当地的麻药。我用氧化锌和丁香油来补牙，还挺奏效。我还记得给一个日本士兵治牙的情形，我用力敲击他的牙齿，他疼得伸手拔出了佩剑！我不断告诫自己：“戴维，小心一点，再小心一点，你还要回家呢。”从那以后，我给他们敲牙齿时动作都很轻了。

　　长达一年半里，家人不知道我是死是活。后来，父亲的一位教友打电话到家里，说有消息称我被日本人抓了，接电话的父亲当即中风。1945年秋，我终于回到了英国，回到了家。那时父亲还活着，但情况很不好，在我到家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二战后，我在米德尔塞克斯郡的埃德格维尔镇上找了一所空房子，向哥哥借了100英镑买了一套二手设备，开了一家牙医诊所。1950年，我认识了秀兰，当时我有一辆漂亮的浅灰蓝色小汽车，此前她没有一个男朋友是有车的。

　　我不擅于赚钱，秀兰总是说我的诊所收费过低，还好我们不需要用很多钱。她说我太和善了，对孩子们管得不严，所以我把管教孩子的事情都扔给她了。孩子们很可爱，我爱他们。

　　我70岁时退休，从那以后我就轻松了。我从没喜欢过当牙医，我讨厌往别人的口腔里瞧。我过去喜欢看歌剧、听音乐会，现在我喜欢睡觉，喜欢吃秀兰煎的大比目鱼。秀兰做菜很好吃。

　　莫德·福特，100岁，医院管理人员，不列颠帝国勋章获得者

　　莫德·福特出生于伦敦，1934年她嫁给管道工史蒂夫，1998年守寡至今。她有个女儿（75岁），有两个孙子，3个曾孙。自1985年至今，莫德·福特都住在养老院里。

　　我一个世纪前出生在伦敦霍恩西区，那里有座圣玛丽教堂，你现在依然能看到它，以前我父亲就在那座大教堂里干敲钟的活儿。我常常从家里用红手帕盖着一碗饭给他送去，他会说：“我的小仙女来了。”父亲的心脏不好，后来不能工作了，便待在家给我们做饭，妈妈去外面当清洁工，还领别人家的衣服回来洗。每天夜里很晚妈妈还在洗衣服、熨衣服，第二天好给人家送回去。那个年代，女性工作很累。

　　我喜欢上学，但14岁时，为了帮衬家里，我不得不辍学回家。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英国银行印钞厂检验钞票。那些钞票每次过来500张，我们得很快地翻看，检查女王脸上的数字或字母是否清楚、整洁。一个女人坐在角落里的一个高椅上监视我们，确保我们不能偷窃。我19岁结婚，便离开了印钞厂。

　　1965年，我在惠廷顿医院当办事员，医院派我去主持新成立的病床科，为需要住院的病人安排病床。医院的床位总是很紧张，我会详细记录每张病床的信息，一旦有床空出来，会尽快安排病人入住。当我因为这项工作被提名为不列颠帝国勋章获得者时，我简直不敢相信。去跟女王见面那天我激动万分，我穿了一件粉红的花短裙和一件粉红的上衣。一年后，也就是1979年，65岁的我退休了。关于变老，最令人难过的还是失去：朋友、兄弟姐妹一个个都走了，我是最后一个还在世的。我过去常常跟女儿见面，我们一起购物或喝咖啡。我们喜欢去逛塞尔福里奇百货公司，但现在我去不了了，我的腿不灵便了。

　　我认为长寿的秘诀是把万事看淡，不要担忧太多。每个人都有担忧的事情，但有些人将他们的担扰扩大化了。

　　菲奥莱特·巴特勒，100岁，百货商店柜台主管

　　菲奥莱特·巴特勒出生于伦敦，1939年，她嫁给威廉，1944年守寡至今。菲奥莱特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布鲁斯在2007年去世，小儿子科林今年69岁。菲奥莱特有3个孙子，6个曾孙，还有2个曾曾孙。

　　从小我就跟父亲更合得来，他更亲切、更实在。我母亲非常严厉，寡言少语，但她是个好母亲。小时候我很喜欢学校，还幻想着长大后从政，加入保守党。但由于家里很穷，所以不管喜不喜欢，我在14岁时就辍学到商店里打工了。

　　我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威廉，他有6.4英尺高，我叫他“大本钟”。在我父母家的台阶上，威廉向我求婚了。1942，布鲁斯出生，1年半后，科林斯出生。我的丈夫从二战战场上赶回来参加孩子的洗礼。

　　1944年6月19日，人们在战场上发现了我丈夫的尸体，过了一年才确认他的身份。他们告诉我，从诺曼底登陆之后威廉就失踪了。接下来的一年里我天天盼望他突然出现，可是，最终还是确定他死了。他被埋葬在诺曼底的瑟勒河畔蒂伊，那里到处是坟冢。

　　当时我29岁，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儿子，和5先令积蓄。陆军给了我一笔钱帮我渡过难关。在儿子们出生前，我曾在马莎百货工作，所以，科林满5岁后，我又回到马莎百货上班了。我当上了柜台主管，一直工作到60岁退休。

　　我从未再婚。虽然有过几段缘分，但为了儿子们，我都没有接受。我听到的最动人的赞美是儿子们对我说：“妈妈，每当我们需要你的时候，你一直都在。”我绝不后悔。有时我也感到孤独，但我会努力工作来战胜孤独感，并让自己保持健康。现在我每天要吃很多药。我是个有毛病的人，我过去抽烟、喝酒，但不会过量。如果得了什么大病，我想尽早离开这个世界。一旦我无法自理，我就不想继续活下去了。

　　乔·布里顿，103岁，陆军燧发枪手和工程检查员

　　乔·布里顿出生于伦敦东部，父亲是海军的一名深海潜水员。1956年，他与工厂女工桃乐茜结婚，1989年桃乐茜去世，他独身至今。他自1994年开始在切尔西皇家养老院生活至今。

　　小时候，父亲常常不在家。他对我们很严厉，放到现在，这样的父亲肯定会被口诛笔伐。每次我问：“爸爸，我可以出去玩吗？”他都会说：“不行，你休想到街上撒欢儿。”但父亲从不喝醉酒，他很会玩飞镖和纸牌，可能是在英国皇家军团里练就的吧。我遗传了他的爱好，我玩桥牌很出色。

　　我小时候有点调皮，老是打架。有一次，我找上了校园的霸王，问他：“你想找茬儿是吗？”刚说完，“砰”一声，我就被他打倒在地。14岁时，我在肉铺打工，给人家送肉。18岁时，我在送肉的过程中爱上了一个女孩，她为一个意大利兽医当管家。我们订婚了，但快结婚时，她家里人不签字同意。当时21岁以下的人，没有得到家里的许可是无法结婚的。最后，她离开了伦敦，我参了军，她让我伤心透了。

　　在部队里，一次我因为和人打架被关了7天禁闭，但也因此引起了长官的注意，他们问我：“你喜欢打架？”我说：“是的。”1933年，我在皇家阿伯特厅为陆军打拳击比赛，表现得不错。

　　二战爆发时，我已经在印度服役5年半，我是部队里的燧发枪手，本来应该在1939年10月回国，但9月战争爆发后，整个英联邦驻印度第四师就往埃及开拔了。

　　1940年我加入了一个名为“幻影”的秘密侦察团。因为我能开任何一种机动车辆和使用任何一种武器，所以我入选了。1944年，我在骑自行车时撞上了一个泥墩，车子被撞飞，我摔断了脊柱和骨盆，住院治疗了3个月，医护人员说我将永远不能走路了，但我最终粉碎了他们的预言。

　　我直到二战结束才结婚，对方是个伦敦女孩，跟我一样擅长伦敦方言，一样只会吹牛，不会干实事儿。我们的婚姻持续了33年，她突然得了急症，5个小时后就去世了。那天晚上，她喊喉咙疼的时候我们正一起坐在客厅里看拳击比赛，家庭医生来了，往她舌下喷药。我问：“她晚上会没事吗？”那个医生说：“哦，是的，应该是咽喉炎。”15分之后，她去世了。

　　任何事情都让我快乐，尤其是给人们制造麻烦。当早餐上迟了的时候，我会拿勺子“邦邦”地敲饭桌。我是个喜欢搞事的人，我改不掉这个习惯。

　　[译自英国《卫报》]

　　萨利·威廉斯/文

　　韦盖利/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