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两会代表说了啥？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和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分别于2015年3月5日和3月3日在北京开幕，分布在全国各地的23位畜牧业代表和委员将带着基层民意奔赴人民大会堂。在23位代表中，11位来自养殖企业，3位来自饲料企业，2位来自屠宰加工企业，2位来自乳品加工企业。养殖业发达的省份广东，代表委员数量达到4位之多，四川和山东各3位，其他省份则较为分散。

　　全国两会过半，经过全国人民智慧的选举，看看顶层代表对于养殖业有什么高见，以及锦囊妙计。我们来数一数这些代表的关注点。

　　代表养猪亏四百，建议普及生猪价格险

　　“我养猪21年，猪肉价格从来没有跌过这么狠！从2013年以来，就没有涨过！”湖北省广水市郝店镇养殖专业户黄俊代表疾呼：国家“出手”规范生猪市场，保护养殖户利益。

　　“大家有没有逛过菜市场？猪肉零售价是20多元一斤，可是对养殖户的收购价现在跌到了5块多！”黄俊说。价格被中间商赚去了么？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江超说：“生猪屠宰垄断才是主因！一大批小型屠宰企业因此倒闭。”

　　“现在，我们卖一头猪亏400元，屠宰场却赚了600元，没办法呀，我们也不能看着猪饿死啊！”黄俊越说越动情。“生猪跨区域流通还比较困难，加上大型屠宰企业也私下储备冷冻肉，对猪价的控制能力越来越明显。”湖北春晖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谭伦蔚说。

　　“养猪业也存在产能过剩，现在跌价也是行业调整和洗牌的表现之一。”湖北省农业厅副厅长王红玲提出了新的观点：“一方面，大企业在快速扩张，饲料巨头纷纷布局养猪业；另一方面，小散户扩大养猪规模，年出栏商品猪数量增加很快。”

　　“既然产能过剩，为什么国家还大量从国外进口猪肉？”黄俊不解。“国外进口的猪肉价格低、质量好，也是平抑物价的需要。”谭伦蔚说。

　　“2014年，国家针对养猪业的补贴政策也在变化，不再鼓励新建猪场，把有限的补贴用到猪场改造与环保设备投资方面。”王红玲说，从投入产出比来看，散户投资养猪越来越不划算了。

　　“生猪价格保险在2014年也逐渐发展成熟，这标志着养猪微利时代的到来。”谭伦蔚代表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生猪价格保险，让猪价逐渐趋向稳定；散户养殖充分利用“互联网+”，及时掌握猪价行情信息，开展电子商务。

　　废除生猪定点屠宰实施许可制

　　全国人大代表、双汇集团董事长万隆表示，今年全国“两会”，万隆称只带来了一个建议：我国是生猪大国，每年人均猪肉消费42公斤。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大小屠宰厂15000家以上，而美国仅有约70家屠宰企业，因此导致监管困难，私屠滥宰屡禁不止，病害肉、注水肉等食品安全问题长期不能解决。

　　万隆建议，过去老百姓有句俗话“八个大盖帽管不住一头猪”，应废除生猪定点屠宰，参照发达国家先进的经验，与其他食品生产企业管理一样，实行许可制度；鼓励、实行品牌化经营，各销售点销售时应标明猪肉生产企业或商标，便于责任追溯。依法推进现代养殖业、现代屠宰业、现代化肉食品加工，就一定能够解决好肉食品安全问题，让老百姓真正吃上放心肉。

　　种养结合可以促环保保收益

　　1月1日起，我国开始施行新环保法。新环保法实施之后，很多养猪场由于环保不达标，面临着关闭、停运。全国人大代表、正邦集团董事长林印孙强调，从传统农业来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分田到户，农民种十几亩地、养几头猪，正好能搭配好，实际上就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的“种养结合”。但是，随着这几年的农业转型，慢慢的规模化、专业化，养猪、养家禽的人专门搞养殖，不种地，而种地的人又不搞养殖，种地的缺少有机肥，过量使用化肥，现在国家也面临着化肥使用量越来越高的问题。因为土地的有机质不够，就必须依赖化肥的使用。这样就会消耗资源，造成土地污染，使土地板结。另外一方面，养殖又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处理动物的排泄物，把很好的有机肥处理成符合排放标准的水排放出去，要投入很大成本。

　　如果可以合理地规划，养多少猪就种多少亩地，把比例搭配好，猪的排泄物正好适合这些土地的需要。这样可以变废为宝，一举两得，既降低了养猪的环保成本，也可以使良田得到有机肥的补充，降低了种植、养殖两方面的成本。

　　生猪市场容量不会再有大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民建委员会副主委，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中心主任赵皖平近日表示，猪肉这轮大调整机遇和挑战并存，中国养猪业现在已经进入大洗牌。

　　“价格方面我个人认为已经基本见底，但2015年猪肉价格上涨不抱太高期望，增长也只是恢复性的。国内生猪市场容量基本是定性的，生猪产业不会有再大发展，现在基本平稳。”赵皖平表示。

　　农兽药残留标准应该实行“准许制”标准是评判农产品质量安全和食品安全的法律准绳。”全国人大代表、祐康集团董事长戴天荣说，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亟需建立农兽药残留标准“准许制”管理制度。

　　要判定农产品和食品是否“合规”，首先就必须有“规”。戴天荣认为，从我国近年来的监管实践和司法实践看，我国农兽药残留标准仍然存在两大问题，突出表现为“缺”。

　　“明物质”缺标准，主要指已登记使用的农兽药和已明令禁限用的物质。我国登记使用的农药620多种，目前仅对其中387种农药制定了3647项限量指标。我国登记的兽药350种，但仅对94种兽药制定限量551个。

　　由于标准缺失，基层监管工作十分尴尬。比如对于超范围使用农兽药的问题，在监管实践中由于缺乏判定标准，即便检出也难以处罚。

　　“暗物质”缺预防，主要是新出现或者可能出现的危害物质。这类物质既难预知，也难监管，往往一经发现就会在全产业链传导，造成全国性甚至全球性恐慌。对于这些危害物质或者潜在危害物质，我国一直以来缺乏行之有效的办法，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戴天荣提出，可借鉴国际做法和我国对食品添加剂的管理经验，尽快将农兽药残留标准管理制度从“法不禁止即允许”的“列举制”转变为“法不允许即禁止”的“准许制”，探索建立“准许标准、一律标准、豁免标准”三位一体的农兽药残留标准管理新制度。

　　“准许制”的核心思想是预防未知和未知从严——农产品和食品中不得含有“准许列表”之外的危害物质，“准许列表”之外的物质都执行“一律标准”，一般是不得检出。而“准许列表”之内的物质都会有一个具体的限量值，至少先有“规”，哪怕暂时不完善。

　　运用大数据破解“猪周期”

　　人们把中国生猪养殖业多次出现的价格与需求周期性波动称为“猪周期”。全国人大代表、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介绍说，“猪周期”表现为猪肉价格上涨，刺激农民积极性造成供给增加，供给增加就造成肉价下跌，肉价下跌打击了农民养殖积极性，又造成供给短缺，供给短缺又使得肉价上涨，周而复始，这就形成了所谓的“猪周期”，这种经济现象导致“价高伤市民，价贱伤农民”的周期性怪圈。

　　刘永好认为，破解“猪周期”要依靠科学，不能盲目跟从，要依靠大数据研究、分析生猪生产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全国各地相继建成规模养殖场，国家应该在鼓励规模化养殖的同时，也应该从宏观的角度，在大量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研究体系，为养殖业提供必要的决策信息，减少由于经济周期变化给养殖业带来的影响。

　　刘永好提出，各级政府不能把养多少猪当成自己的政绩来看待，设定今年养猪的数量必须多于去年，有一种惯性思维叫“不能少，要比以前好”，有些地方在统计数据上作假，虚报养殖数量，造成统计数据失真，给国家决策带来失误，更重要的是给养殖企业和农民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刘永好呼吁，有关部门应该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把官方统计数据与民间互联网的大数据相结合，让数据更精确，让决策更准确，让农民得实惠。

　　代表对养殖业滥用抗生素现象存分歧

　　钟南山：养殖业存在滥用抗生素

　　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认为，抗生素过高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有些医院滥用抗生素，还有另一方面就是国内的养殖业与畜牧业也存在滥用抗生素的现象。据统计，我国生产的抗菌药约一半用于动物，滥用的情况很严重。“我收集了一份报道，在广东某地，农业部门给罗非鱼用了七八种抗生素来治病，我想人们吃了这些鱼的同时也等于吃了抗生素了。这几年发生在广东的人感染禽流感，有一些病人因此死亡，医生在抢救时发现病人属于抗生素的多耐药性感染，很多抗生素对他都没办法的，真是刀枪不入。”

　　陈丹：不能一棍子打死养殖企业

　　广东省工商联主席、湛江市政协副主席、广东恒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丹说，“事实上，前几年发生三聚氰胺事件之后，我们国家的养殖标准已经与欧美的接轨了，不管是水产还是家禽，国家都有很明确的抗生素使用标准。”

　　陈丹觉得不能一棍子打死所有养殖企业，“美国的养殖业一样有给家禽使用抗生素的习惯，他们对食品安全的监管也是一步步来的。我认为钟教授讲的那个给罗非鱼使用了8种抗生素的事件，只是个案。以罗非鱼为例，已经成为中国食品单一产品出口量最大的产品，我们企业的罗非鱼就出口到全世界30多个国家，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俄罗斯，检验检疫都非常严格，像日本的检验标准就达100多项。”

　　《农财宝典》-新牧网记者 江永强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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